两千年来,桑弘羊为什么总是赢?

按:此文可与《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相互印证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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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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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的敛财能手:桑弘羊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汉武帝的形象都是雄才大略的“千古一帝”。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还是一个好大喜功、控制欲极强的皇帝,他对国家和民生的破坏是非常巨大的。

汉朝初年,皇帝们奉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治国理念,民间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官仓里的粮食多到变质,府库中的铜钱多到串钱的绳子都朽烂。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也记载了汉初时商业繁荣、民众富裕的盛况。

但是,由于武帝常年征战,文景两朝积累下的充沛国库竟被消耗一空,国家财政出现了“用度不足”的危急状况。为了支撑持久战争,武帝把手伸向了百姓,他推行强硬的国营化经济政策,实行盐铁国家专营。这些政策让国家大发其财,却导致民间经济凋敝、人口锐减。他晚年就曾多次降下罪己诏,反思自己不惜民力的过失。

像汉武帝这样用费无度的皇帝,会把几代人的钱都花光,连带子孙也要欠债。但是他在世时,根本无人敢批评国营化政策,更别说制止了。

武帝去世6年后(公元前81年2月),汉帝国的议事大殿上发生了一场帝国经济政策的公开辩论。辩论的一方是武帝时期的财政大臣(大农令)桑弘羊及其属下,另一方则是一群儒生。这场经济政策辩论的主题是——“盐铁行业是要放开民间自由竞争,还是继续国营垄断?”《盐铁论》记录了这次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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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弘羊之问” 

一上来,儒生就对桑弘羊采取凌厉的攻势,历数盐铁国营的罪恶:

1.国有专营制度造成绝对垄断,价格昂贵,强买强卖。
2.强行收购粮食物资建立储备,这是与民争利,导致经济萧条、人民困苦。
3. 国营制度豢养了权贵经济,形成了以国营为名、攫取私利的特权集团。

儒生说完,对面的桑弘羊却没有丝毫慌乱,轻轻地捻着胡须,反问儒生:

1.帝国运转需要巨额的财政开支,光靠农业税根本不够,如果不执行国有专营制度,请问钱从哪里来?
2. 一旦遇到战争、灾荒等急需用钱,国库却空空如也,怎么办?
3. 如果中央不把重要财源掌控在手中,形成压倒性的力量,一旦地方势力膨胀起兵造反,怎么办?

儒生们目瞪口呆,哑口无言。这就是闻名后世的“桑弘羊之问”,它难倒了中国历代的知识精英,也成为皇帝们的最爱——这三个反问,不仅让官家打压民间经济变得顺理成章,还让皇帝搜刮百姓变得心安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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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观”第一人:黄仁宇

著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这个帝国的运转,从来不是依靠法律权威和数字管理,而是从上至下的道德感召力。中国历代的皇帝,从来没有藏富于民,而是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竭力削弱民间、做大中央政权。民间经济的凋敝,让中国始终无法摆脱农业国的身份。反过来,这种人身控制,也让中央集权越发稳固。”(参阅《黄仁宇作品集》,史上最全套装,含独家书《缅北战争》《从大历史看蒋介石》)

吊诡的是,此后的两千余年,中国历史陷入了一个怪圈:历朝历代的“桑弘羊”无一例外地战胜了“儒生”——几乎每一个皇朝,都极力垄断财政、做大中央政权。但是,每逢饥荒或战争,中央政权总是捉襟见肘。并且,每个王朝都无可避免地走向崩溃。

王安石变法:千年前的国家干预 

盐铁大辩论一千年后,宋太祖赵匡胤为加强中央皇权,极力削弱地方和民间,大宋朝由此形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官僚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军队开支巨大,屡战屡败。为扭转这一局面,王安石采取了一系列桑弘羊式的国家干预政策。

这些措施短期内改善了财政,却带来了更严重的后果。以青苗法为例:国家在青黄不接的时节贷款给百姓,待百姓丰收之后再归还本息。于是,国家变成了高利贷者。官员借机大搞腐败,强制农民借贷。于是,国库开始充盈了,百姓的境况却越加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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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的实质就是国家干预主义。——马立诚《历史的拐点:中国历代变法实录》

司马光是王安石变法最激烈的反对者,他对“国家专营”是这样评价的:“天地间能挣钱的行业是有限的,只要官家垄断了,民间自然就无法盈利。桑弘羊能够使国库充盈,如果不是取自百姓,还能取自哪里呢?”(《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晚清洋务运动:夹缝中的民间资本

盐铁大辩论一千九百五十年后的洋务时期,朝廷鼓励“兴办实业”,但不允许民间独立经营,于是出现了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三种企业。其中,只有轮船招商局等少数几个官督商办的企业盈利。但是随后,李鸿章便找了种种借口,将三个民间股东以净身出户的方式全部逐出。随着民间资本的退出,洋务企业陷入了长期的亏损和停滞。

这种结局其实并不算意外,洋务运动的目的从来不是“自强”、“求富”,而是桑弘羊式的诉求:维持中央集权的绝对优势,对内消灭农民起义、对外在全球争霸。因此,清廷根本不在乎洋务企业是否营利,更不会把民众的财产权放在眼里。

两次提名诺奖的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如此评价洋务运动:模仿西方技术,建立先进企业,这种模式的确曾让中国成为亚洲强国。但是,在不改革制度的前提下,技术带来的经济发展,只会助长政府的机会主义;政府和官办企业利用特权,与民争利,损害社会利益。最后,非但私人企业无法发展、政府和官办企业贪污腐败横行,国家的整体活力也必然被蚕食!在这种制度下,官办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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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学术文库》(九卷)【首度问世·全国最后200套】

凯恩斯与哈耶克之争 

究竟是要“国家垄断经营”,还是要让“民间自由生长”?与“桑弘羊之问”如出一辙,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西方思想界——其激烈、曲折程度丝毫不亚于中国历代的争议。

在西方,尽管亚当·斯密奠定的自由市场理论早已成为公理,然而“政府包办”的神话仍然一直存在,每逢经济危机,这个神话尤其甚嚣尘上。20世纪初的主流经济学家,几乎都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千字君荐: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一本书读懂世界经济史脉络)。

1930年代,为了应对大萧条,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凯恩斯认为:“适当的”国家干预,可以弥补“市场固有的缺陷”;财政刺激和国家福利,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人民幸福。

与凯恩斯针锋相对,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坚决主张:市场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财政刺激和国家福利,其本质是对市场秩序、私有私产的粗暴践踏,必然滋生更多的浪费和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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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与米塞斯——“20世纪最伟大的两位学者”

1931年,哈耶克在伦敦开办讲座,掀起了与凯恩斯的论战。不久后,他又在《经济学刊》上发表文章批判凯恩斯。凯恩斯被激怒了,就像桑弘羊批驳儒生一样,他将哈耶克批判得体无完肤。

当时很少有人理解两人的论战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掌权者的嗅觉却异常灵敏。观念的后果很快得到验证,世界开启了“凯恩斯时代”:苏联、德国把凯恩斯主义视为“国营垄断”的正当性理由,很快开启了大政府的扩张之路;民选政府也开始肆无忌惮地滥发货币、制造通胀,特权阶层以“公共福利”的名义,拿着纳税人的钱做私人投资。

二战后,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致命的自负》。其中,《通往奴役之路》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著作”。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逻辑”向世界证明:任何人都不可能穷尽经济规律,只有自由市场才能充分利用稀缺的知识,使社会保持运转;任何形式的计划体制、国家干预,都只会带来匮乏、混乱和奴役,最终将人类导往乌托邦地狱。

历史终究站在了哈耶克一边。英美抛弃凯恩斯主义之后,最终赢得了冷战,捍卫了自由体制;曾经“繁荣强盛”的计划体制渐次衰亡,苏联走向覆灭。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苏联的命运》中说:“我们的所有经济政策都不符合效率和民主,贪婪的特权阶层大发横财,其他人都变得穷困不堪……苏联是被人民抛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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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不可一世的“苏维埃帝国”,为何难逃崩溃的命运?

与儒生们所受到的同情截然不同,像哈耶克这样“没良心”的经济学家,长期处在边缘地位,忍受着“疯子”、“无耻”的指责,仍然坚定持守反对派的立场 ——为了捍卫自由市场、个体尊严,他甘愿做一名孤独的斗士。

两千年前儒生们无法回答的问题,被哈耶克终结了。他用尽一生向人们证明:人类的幸福、经济的繁荣,源于自由市场中“像植物一样生长的个体”,而不是“像工匠铸造模块一样的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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