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低端人口:老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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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消道息:

今年春节,老薛要早早回老家了,可他却一点儿高兴不起来。

老薛是浙江乐清人,二十四年前,老薛25岁,刚结婚,老婆比他小三岁,也是同村人。两个一穷二白的年轻人决定出去讨生活,1个蓝色的旧布包,就装完了出门的所有家当,坐了二十多小时绿皮火车来到了北京,这一呆就是24年。

刚来时,夫妻两住大兴郊区,在老乡的介绍下,进了一家服装加工厂,从学徒开始,加工半成品衣服。头三年,每个春节两口子都是窝在群租房中度过的;第四年,有了儿子,一家三口挤在15平米的出租屋中过春节。为了庆祝儿子降生,老薛特地买了一台20寸彩电。他现在还记得那年看到郭达、蔡明和郭冬临表演的小品《过年》的时候,老婆抹着眼泪说:“不知道咱明年有钱带着儿子回家过年不。”

来京第五年,老婆在家带儿子,老薛转做技术工,工资比以前高了不少,但少了一个人的收入,又添了一张吃饭的嘴,日子也过的紧巴巴。腊月底,考虑到儿子小,老薛咬咬牙买了卧铺票,从离家后,第一次带着老婆儿子回家过了个年。年后,把儿子扔在了老家,两口子又继续北上扎入服装厂工作。

2011年,老薛工作的服装厂效益不好,老板决定关掉厂子,老薛拿出所有的积蓄又从亲戚朋友那里凑了一部分,和老婆一起经营起了服装厂。2014年,西红门服装厂越来越密集,价格压得越来越低,工厂倒闭。

老薛倒卖了所有家当,在新建村开了一家海鲜鱼店,租了店对面的地皮,花70多万建公寓,当起了二房东。公寓干净地理位置又好,租客基本常年都是满的;餐饮店装修豪华,店内的食材和味道都无可挑剔,生意很火爆。老薛觉得前些年他们两口子的辛苦付出终于要得到回报了,他计划再过几年还清所有的债务,在北京买房,真正定居在北京。

他还没等来买房的机会,倒是先等来了拆迁的现实。11月19号,老薛的公寓被推土机半天夷为平地,住户都涌到了餐饮店门口讨说法,他的电话一直没断过,全是要押金的租户。老薛来不及心疼被埋在土里的心血,赶紧想办法退所有人的押金。

当时一直联系不到大房东,他自己四处筹集了40多万,看着最后一个租户离开时,出了一口长气。当时,他老乡也劝他:大房东都躲着不愿意出面,你自己赔了那么多钱,要不回来怎么办?老薛看着和自己一样的北漂外来客,拎着大包小包,一脸不知所措。对老婆说“赶紧把所有钱拿出来退给大家,好让大家赶紧去找安身之处。”

突如其来的拆迁都没有让老薛倒下,真正打击到他的却是在灾难面前暴露的人性。公寓拆迁他只撤离出来了20多台新的空调,等他给所有人退完押金,去看放在门口的空调时,才发现早已一台也不剩了。

老薛还没有从公寓拆迁中缓过神来,另一边,他的餐饮店眼看也要被拆了。邻居们都抢在拆迁前做最后的搬离,老薛的老婆不愿意相信餐饮店也被拆迁的事实,围着花围裙四处打听:“你要搬了吗?知不知道啥时拆啊?”邻居们边搬东西边说不知道,所有人一脸茫然。

20号一大早招牌就被拆了,老薛给9个员工发完工资,夫妻两开始动手收拾杂物。不时还有人探头进来问:还有饭吗?看看满地狼藉,转头又走了。附近的村名听说新建村拆迁,赶过来淘家具。住在黄村的两个村名,特地开了一辆中型货车过来拉东西,店里上万的挂画,3千多的假山,2千多的一帆风顺······连卖带送的最后以500块钱卖给了他们。

最让老薛棘手的是店里的3台生鲜保险柜,他6月份刚花了3万多块钱从老家浙江运过来的,东西太大,一般人用不到,又没有地方放,拉回老家光成本就不少,不划算。下午终于有人问保鲜柜了,老薛定价是8千,“就1500吧,反正你也拉不走,而且你看看你这么大店铺,生意做的这么大的老板,又不在乎这几个钱。”

老薛瞬间就炸了,“我的店就花了50多万,公寓赔了好几十万,赔上了我们两口子大半辈子的心血,就算我们不缺钱,那也是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何况我们真的没钱。”很多人认为他的钱赔就赔了,反正他是老板,不差钱的看法让老薛即生气又无奈。

晚上,保鲜柜依然没有卖出去。老薛老婆抓了池子里的最后一条活鲤鱼,做红烧鱼犒劳过来帮忙的朋友。红彤彤的火焰打着她干裂的嘴唇和满屋的狼藉,尝了口鱼汤,她点点头咧开嘴巴笑了。

第二天,老薛1000块钱卖掉了保鲜柜。

24年,老薛也没能在北京有个家,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会在北京过春节了。老薛老婆的话一直飘在我耳边:我们喜欢北京,可是人家不让我留在这里了,有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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