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司机》:在通往民主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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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羽戈

韩国电影界对于1980年5月的光州事件,仿佛有一种执念。这些年来,以此为主题或背景的电影,我已经看过不下五部。从早期的《花瓣》,到《那年夏天》《古老的庭院》,2007年金志勋拍出《华丽的假期》,堪称一大转折点,从此电影之于历史的伤口,不再假借爱情的名义旁敲侧击,而以一种鲜血淋漓的姿态秉笔直书;等到2013年,《辩护人》则成了改变国家的电影,推动法院重审釜林事件,还蒙冤数十年的被告人以清白……而今这个电影清单,新增一部:《出租车司机》。

尽管《出租车司机》与《辩护人》皆由宋康昊主演,尽管两部电影的剧情转折有一定相似之处,不过它们的立意与视角全然不同,其区别,正表现于片名,一是出租车司机,一是律师。《辩护人》以韩国第十六任总统卢武铉为原型,属于标准的英雄主义叙事:律师、以及记者、艺术家,往往扮演了一个国家民主转型的先锋角色;最后在法庭之上,满座衣冠,宋佑硕律师一身白衣似雪,那是英雄的颜色。《出租车司机》讲述的则是小人物的故事,哪怕参与了大事件,改写了大历史,金万燮始终是一个小人物,电影开场,他是出租车司机,电影闭幕,他还是出租车司机,甚至在那场伟大的义举当中,他连真实姓名都没有留下来,这虽是主动为之,却也隐喻了小人物的历史命运。

《出租车司机》的最大价值,即呈现了小人物在大历史面前的无知、无力,与觉醒之后的勇气与尊严。所谓觉醒,未必在于他认识到了自由、民主的内涵,而在于他胆敢正视社会的真相,胆敢听从内心的召唤;他无意去做先行者或勇士,而只是要成为一个人,一个大写而非小写的人,一个挺立而非弯曲的人,一个丰盈而非萎缩的人;他的使命不在抬高人性与国家的上限,而在维护人性与国家的下限;他的方向不是英雄,而是公民——这也是民主转型的方向。

公民这两个字,不仅是身份,还是答案。常常有人问:大时代坚不可摧,小人物命若蝼蚁,我们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我的答案,就是公民,在通往民主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公民。公民与英雄的差距在于,英雄超出了人的本分,公民只是在恪守人的本分。一万个人里,也许只有一个人敢于做英雄,然而所有人都能做公民。

《出租车司机》的电影叙事,不妨称之为公民叙事。这不是一个公民的叙事,而是万千公民的叙事。金万燮是公民,他在光州的同行是公民,战斗在光州前线的民众,无论学生,还是记者,无论老人,还是青年,都是公民。电影没有塑造一个领袖,包括那位勇闯光州的孤胆英雄,德国记者Jurgen Hinzpeter,看起来更像陪衬。这无关托马斯·克莱舒曼的演技,而出自导演的刻意安排,用Hinzpeter的眼睛与遭遇,托出了金万燮那一代韩国人的悲情命运。

话说回来,电影里面,金万燮们并不完全明确反抗的意义,他们身上的犬儒甚于勇悍,迷惘甚于坚信。他们一直在追问:这么做能改变什么呢?司机问,记者也问,其实这不是问他人,而是问自己。然而他们终究选择去反抗,哪怕明知以卵击石,改变不了什么。这沉重一幕,在韩国是历史,在中国则是现实。每当被问起‌‌“你们这么做能改变什么‌‌”的时候,我便想起哈维尔的话:‌‌“我们做一件事,并不是因为这么做会产生结果,而是因为,这么做是对的。‌‌”

哪怕退一步,论结果,结合电影与历史,我也有信心回答:小人物之于大时代的力量,犹如涓滴之于潮流,雪花之于雪崩。有些人喜欢引用一句名言,指责小人物的逃避心理:‌‌“雪崩发生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语出波兰诗人Stanislaw Jerzy Lec)其潜台词是,每一片雪花,都得对雪崩负有责任。这不就是雪花的力量么,这不就是小人物的力量么?说到底,可归结为两个字:造势。

从结局来看,光州事件以独裁的胜利、民主的失败而告终,只是这样的成败,仅限于一时。若把视界拓宽到十年、二十年,以至百年,那么显而易见,死伤惨重的韩国民众非但没有失败,反而点燃了胜利的火种。就此而言,光州事件可比作加速器,将韩国民主进程从一档提升到三挡,同时,这是一场社会总动员,唤醒了韩国社会的各个阶层,纷纷投身民主抗争。《出租车司机》的着眼点正在于此,这是一部拍给所有人看的电影。拿中国观众来讲。为《辩护人》感动的可能大多是法律人,为《出租车司机》感动的受众却遍布我们身边,在横行的专制军车面前,我们都是金万燮。

这里要补充一点。民主的成败,并不仅仅该用数量考核,不过单论造势,参与者显然多多益善。这可证之以一个不知出处的说法:‌‌“莫斯科的警察对示威的学生说:如果你们是一百人,我们会用警棍驱赶你们;如果你们是一千人,我们会用催泪弹和高压水枪;如果你们是一万人,我们会维持秩序并观察你们;如果你们是十万人,我们会选择加入你们的队伍。‌‌”

犹记得三年前看《辩护人》,剧终已是午夜,其间几度泪下。今次看《出租车司机》,则在一个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傍晚,当出租车碾过满街飘零的传单,当枪声划破光州沉郁的夜空,当谎言盘踞媒体而真相被禁止公开,我的心底却无比平静。此刻反思,我不觉得这是冷漠的表现,更无关乐观或悲观,也许只是因为,与《出租车司机》对应的中国历史,早已沉积于我的记忆,凝固为我的血肉:我们这里何尝没有个体对专政的反抗,何尝没有源自民间的巨大善意,何尝没有无言的勇气与道义,何尝没有用热血、板车和胶卷铸就的传奇?这一切,纵然眼下尚且是历史的尘埃,终将会化作庄严而动人的影像,呈现于世界之前。因为作恶者只有现在,我们却拥有未来。

2017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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