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买车要交多少税?

每当车企公布一款新车的官方指导价时,厂商公布是一个价格,但是每个消费者都会在心里想着另外一个价格,那就是所谓的“落地价”,也就是加上税费和其他交易费用之后自己承担的实际价格。在中国购车要交很多税,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却很少人了解,自己都交了些什么税。

中国消费者能买到的车,一种是国产的,另一种是进口的(包括少量进口二手车),二者所交的税种并不完全相同,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将进口车和国产车区分开来。在国产汽车中,新能源车的政策优惠力度巨大。尽管彭博社称明年会取消地方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但是就目前而言,新能源车还是具备了某些资源的优势,比如在一些限牌的城市,新能源车不需要摇号就能上牌,所以新能源车也需要另外讨论。

在购车这一点上,有看得见的税,比如说购置税、车船税,这些明显由消费者承担的税费被称为价外税,而有一些税费,虽然最终被转移到消费者身上,但是因为被算进了指导价中,所以很少被消费者所了解,这部分税费,就是价内税。

一、 消费税。

我们平常买车经常提到的购置税,其实是价外税,而实际上,车企生产汽车也是要交税的,其中就包括消费税,是价内税。

汽车消费税是1994年国家税制改革中新设置的一个税种,被列入1994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对于小汽车按不同车种排气量的大小设置了3档税率,针对厂家征收

厂家交的税就是由厂家承担吗?一个基本的经济学常识是,“所有对交易行为的征税,无论具体对那一方,都是对交易双方的征税,税收归属由双方各自的弹性决定”。所以千万不要被无知媒体“防止厂家向消费者‘转嫁’税收”这种弱智口号误导,交易税是典型的“税收楔子”,交易双方都在承担代价。

2008年9月1日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调整了消费税,大幅提高3.0升以上大排量乘用车的消费税税率,同时降低1.0升以下小排量乘用车消费税税率。

 

虽然并没有证据表明小排量涡轮车比同等输出功率的自吸车省油,但是国家出于“节能减排”的初衷,还是决定以排量作为征收标准,其计算公式为:应缴消费税= 购车总额( 即包含增值税金额) ÷1.17×税率。

比方说有两台售价十万元的轿车,一台是1.5T,一台是1.6自吸,那么1.5T轿车应缴消费税为100,000÷1.17*3%≈2564(元),而1.6自吸轿车应缴消费税为100,000÷1.17*5%≈4073(元)。同样的售价,厂家要为1.6L车型多缴1500元的消费税。

二、 增值税

在上文中提到了17%的增值税,这也是价内税的一种。

现行的增值税制度是以1993年12月13日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令第13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为基础的。增值税是指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提供有形动产租赁服务等,适用17%的税率,汽车买卖正适用于这一项。

之所以将增值税归类为价内税,是因为官方指导价已经将增值税计算在内,但正因如此,这17%的增值税也很少为人所熟知。增值税固定为17%,计算公式为:增值税=发票价÷1.17*17%。举个例子,售价为十万元的轿车,100,000÷1.17*17%≈14,530(元),售价十万,增值税就达到了14,530元。

消费税与排量相关,而增值税为固定17%,这两种就是消费者在购车当中较为陌生的价内税,而价外税,由于是直接由消费者承担,所以消费者也更为熟悉。

三、 购置税

财政部于今年9月22日发文:自2017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对购置1.6升及以下排量的乘用车按7.5%的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自2018年1月1日起,恢复按10%的法定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

新车购置税=新车价格(含税价)÷1.17(增值税率17%)*购置税率。在这里需要将17%的增值税去掉,然后再乘以购置税税率,不然就相当于重复缴税了。

还是举10万元的轿车为例,2017年12月31日以前购车,购置税率为7.5%,购置税为100,000÷1.17×7.5%≈6410(元)。2018年1月1日以后,购置税率恢复到10%,购置税为:100,000÷1.17×10%≈8547(元)。10万元的轿车,购置税相差2000元左右,而20万元的轿车,购置税相差4200多元。

四、 车船税

车船税也就是车船使用税。车船使用税是对行驶于公共道路的车辆和航行于国内河流、湖泊或领海口岸的船舶,按照其种类(如机动车辆、非机动车辆、载人汽车、载货汽车等)、吨位和规定的税额计算征收的一种使用行为税。

车辆投保前必须缴纳车船税,各地的缴交标准也不一致,同时根据车辆的种类不同缴交费用也不一样,例如货车、小轿车、大客车的标准就都不一样。以广东为例,2018年1.0升(含)以下乘用车适用税额拟从180元调整至60元,1.0升~1.6升(含)的适用税额拟从360元调低到300元,1.6升~2.0升(含)的适用税额拟从420元调低到360元。

而北京地区的标准则为: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2018年购买一辆售价10万元,1.6L排量的汽车,你为国家贡献的税收大约是增值税14530元+消费税4073元+购置税8547元+车船税360元=27510元。

买进口车才是最爱国

我们总能听到“进口车之所以贵,都是因为关税高。”这样的声音,国家有关部门还曾专门出面反驳。这个反驳也不是没有道理,进口车贵不单单是因为25%的关税高,而是除了关税以外,它还要缴纳增值税、消费税,这些税也很高。

比方说一辆标轴的3.0L V6机械增压 340马力的路虎揽胜,在美国官网上的售价为87,350美元(约合57万人民币),在英国官网上的售价为86,565英镑(约合75万人民币)。由于路虎算是英国品牌,所以我们就拿75万元的售价作为标准。

经过25%的关税以后,关税完税价格为:750,000*(1+25%)=937,500(元),关税为:750,000*25%=187,500(元)

由于排量为3.0L(实际上是2993ml),适用于12%的消费税税率,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关税完税价格+关税)÷(1-消费税适用税率)=(750,000+187,500)÷(1-12%)≈1,065,340(元),应纳消费税税额=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适用税率=1,065,340*12%≈127,840(元)

接下来是17%的增值税,增值税组成计税价格=关税完税价格+关税+消费税=750,000+187,500+127,840=1,065,340(元),应纳增值税税额=增值税组成计税价格*适用税率=11,065,340*17%≈181,107(元)

以上三种税费之和为:187,500+127,840+181,107=496,447(元)。也就是说,如果如果车辆的经销商决定不赚钱,以成本价卖车,那么这台75万元的路虎,拿到中国也变成了750,000+496,447=1246,447元。

而目前路虎4S的3.0L V6揽胜的售价为160万人民币左右,这里面包含的17%增值税是按照160万的发票价计算的,因为增值税=发票价÷1.17*17%,所以这160万里面就有232,478元的增值税。

以这台揽胜为例,不论进货渠道如何,它到岸以后,完税价格都是一样的,假设这辆揽胜的关税完税价格为75万元,售价为160万元,那么四项主要税费之和为:关税+消费税+增值税+购置税=187,500+127,840+232,478+136,752=684,570(元),也就是说一辆在英国售价为75万元的车,在国内要以160万的价格购买,最后你为了买这部车交税68万元。

3.0L V6的税率还相对较低,如果是5.0L的长轴版,在国外的起步价是148,295美元(约合97万人民币),但是4.0L以上排量需要缴纳40%的消费税,经过综合税率的计算,再到4S的利润加成,已经达到了267万元人民币,而这267万元还没有包括10%的购置税,如果算上这10%的购置税,那么在国内购买一台5.0L长轴版揽胜,约等于在美国购买三台了。

购买自主品牌的汽车要缴纳税款,同时也支持了民族产业的发展,当然是爱国的行为,但是以进口车这种程度的税费来说,相当于每买一台大排量进口车,就同时多买了一台上交国库,买进口车才是更爱国的行为。

 

来源:@盖得排行-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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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的存在,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了一点

本·巴雷斯(Ben Barres)做完一个科学报告。当他在台下走动时,无意间听到一个听众对别人说:“本·巴雷斯的这个报告真不错,他研究比他妹妹芭芭拉做的强多了。”
问题是,芭芭拉·巴雷斯(Barbara Barres)并不是本·巴雷斯的姐妹,她就是本·巴雷斯自己。
42岁那年,芭芭拉做了变性手术,从女性变为男性,同时改名为“本”。这个从心所愿的手术带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副作用”——本发现,他在科学界里被人“更当回事”了,仅仅因为他现在是个男人。
即使是今天,女性在科学界仍然会遇到种种阻碍。在实力相同的情况下,女性更难得到资助。另外,女性更经常被要求“平衡家庭与工作”,却很少得到育儿方面的支持。
当本还是芭芭拉的时候,她曾经在MIT课堂上解出一道很难数学题,全班只有她解出来,其他男同学都失败了。结果呢?教授认为她作了弊“是男朋友帮了忙吧。”
芭芭拉没有男朋友,她是自己解出那道题的。
在竞争奖学金时,芭芭拉输给了一个男同学,当时她已经发表了六篇论文,而那个男同学只有一篇论文。
在哈佛时,芭芭拉与另一个男同学竞争一项科学奖,院长私下对她说,“我看过你们两的申请,我认为肯定是你赢,你的申请好太多了。”
结果,那个男生获了奖。一年后,那个男生退出了科学研究界。
芭芭拉坚持了下来。
她的博士后导师Martin Raff记得,巴雷斯每天在实验室工作到凌晨2、3点,然后就睡在办公室地板上。每天早上,导师来实验室开门时,门都会撞到巴雷斯的头——“后来他终于学会了换个方向睡。”
巴雷斯努力研究的,是大脑里的神经胶质细胞。
大脑里最有名的细胞,是神经元。然而数量最多、占到90%的,则是神经胶质细胞(glia)。
从名字就可以看出人们对神经胶质细胞的看法——无非是一群胶水而已。长久以来,神经胶质细胞被认为是没什么大用,只是把神经元支撑起来、粘在一起。神经胶质细胞只负责搭舞台,神经元才是舞台上闪闪发光的主角。
但巴雷斯发现并非如此。
巴雷斯与他带出来的学生们研究发现,少突胶质细胞能帮助神经元形成髓鞘。星形胶质细胞能促进神经元成熟,帮助神经元形成正常形态的突触,并增强神经元突触间的信号传导效率。人在婴儿阶段会修剪去除大量多余突触,这项工作,也是由星形胶质细胞和小胶质细胞合作完成的。许多神经退行性疾病,原因可能正是神经胶质细胞出了问题。
2013年,因为在神经胶质细胞上的杰出研究成就,巴雷斯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他是第一位变性院士。个人经历,让巴雷斯经常为平权发声。
12月27日,巴雷斯因胰腺癌去世,享年63岁。
斯坦福大学发布的悼文里说,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忙于为学生们撰写推荐信。
有些人的存在,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了一点。

Dr. Ben Barres, RIP.[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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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报道今日头条成最受欢迎寻人APP

头条,用影响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

今日头条的公益项目头条寻人引起外媒关注。据科技媒体《technode》今日报道称,今日头条如今已成为中国失踪人口最大的发现者。自从2016年2月整合了寻人功能之后,截至2017年12月中旬,这款新闻推荐APP已帮助找到了4,126名失踪人员。

科技媒体《technode》(http://technode.com/2017/12/26/chinas-popular-apps-also-help-find-missing-people/)12月26日报道,在中国最受欢迎的APP中,今日头条正通过内嵌的本地化推送功能,提供帮助定位失踪人员的功能。与此同时,在中国的APP商城中,也涌现出多款用于登记幼小或年迈家庭成员以及报告疑似涉嫌贩卖儿童的应用程序。

报道称,今日头条在基于位置的通知服务方面取得了非常令人瞩目的成就。通过今日头条发现的4,126失踪人员中,1,457人为老人,383人为未成年人。今日头条会在失踪人员最后一次发现地的10公里的范围内向其用户推送通知。此外,字节跳动已与全国60多个地方公安局建立了直接的工作联系。

文章称,政府自身也已经发布了数款可以报告犯罪情况的APP,而其中有关报告儿童拐卖的功能比较突出,也表明了走失人员寻找这一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

我们从今日头条处了解到,头条寻人是一项面向全国的免费公益项目,致力于帮助各类家庭寻找走失者,其原理为在走失者失踪地点附近弹窗寻人信息,借助头条庞大的用户,大大提升可能目击者帮助寻人的几率。过往成功案例已经证实,头条寻人的精准地域弹窗对短期内走失的老人、精神障碍患者等移动能力较差的人群,有较高的寻人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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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还需要快递员吗?

本文授权转载自:keso怎么看 (ID:kesoview)

作者:keso

11111北京望京。2016年10月15日

北京大兴区的一场火灾,让这个冬天的北京寒意袭人。悲剧之后,北京市雷厉风行地展开了为期40天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将严查违章建设的出租公寓,租户被要求限期甚至立即腾退,更多的人不得不离开这个曾经承载着他们梦想的城市。

不光外来务工人员受到影响,一些快递公司的分拨中心、库房和收发点也在专项行动中被查封或责令搬迁,几乎所有在京快递公司的收发件业务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

某快递公司仓库负责人告诉记者:“快递员已经辞职,目前不派件,外地寄过来的快递会被退回。”有淘宝店贴出通知,北京地区的订单元旦前暂不发货,希望北京用户慎重下单。

受大整治行动影响,大量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外来务工人员一夜之间失去居所。北京市安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说专项行动是在驱赶‘DD人口’,这是不负责任、毫无根据的,没有‘DD人口’一说……在这个问题上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这让我想起了法国作家阿纳托尔·法郎士的那段在中国很出名的话:“在其崇高的平等之下,法律同时禁止富人和穷人睡在桥下、在街上乞讨和偷一块面包。”

不管有没有受到刻意的驱赶,事实是相当一批劳动者将会或者已经离开这座城市,以一种不情愿、不体面的方式。也许是对舆论压力的回应,这几天有报道说,某些地方已经暂停了断水断电等粗暴手段。

今年初,我在《打不到车的冬天和没有服务员的城市》这篇文章里说过:

我不知道被“疏解”出北京的都是些什么人,我也不知道非首都功能具体包括什么,我所知道的是,网约车司机、快递员、保洁员、外卖送餐员、餐厅服务员、洗车员、水管工、楼下水果店勤劳的小夫妻,以及在这个城市不同的角落忙碌的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他们的工作确保了这个城市仍然适于人类生活。尽管这个城市雾霾如此严重,交通如此糟糕,还有其他的数不清的问题,但有他们在,有他们一直在服务,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我心中的首都核心功能。

是的,我想象不出一个没有了这些人的城市,那将是个什么样的城市。

我的不少朋友都认为,北京这座一直以开放著称的城市,这座以“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为城市精神的现代都市,正变得越来越不待见外来者。2020年前,北京市仍有200万待“疏解”的名额等着他们去填补,执行者担心的不是断水断电的人道问题,而是完不完得成指标的政绩问题。

我想赞扬一下京东,因为我看到了这条短信,对于在专项行动中受影响员工表示关怀的短信,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条这类短信,它让这个严冬有了一丝暖意:

640-26

不久前刘强东还公开表示,京东的快递员的平均收入高出行业50%以上。在快递、外卖行业仍然把劳动力成本当成核心竞争力的时候,京东坚持让快递员活得有尊严,坚持不用劳务承包的方式规避给予劳动者的五险一金。

作为电子商务的用户,作为接受快递、外卖服务的消费者,我们不能一边享受着低廉的配送服务费,一边责怪这些快递员,为什么要住在那些又脏又乱,有着安全隐患的危险地方,为什么不住进高档社区或者五星级酒店。这种责怪看上去像是得了“何不食肉糜”的真传。

老实说,我不知道政府如何看待快递这个行业,以及快递员这个职业,北京这座城市是否认可他们,需要他们?作为消费者,我也不确信我在多大程度上能接受快递价格的大幅上涨。作为同样怀揣梦想的市民,我们意愿给予快递员这个职业多大的尊重?我们意愿给予他们的梦想多大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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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放松限煤令

随着寒冷冬季天气来临,中国政府放松了一项禁止中国北方居民燃煤取暖的政策。这项让工业和居民不再用煤、改用其他能源的政策,意在缓解笼罩中国北方的令人窒息的雾霾。这一政策已导致天然气供应短缺。禁用低品质煤的政策对燃煤取暖的农村居民造成的影响格外大。天然气价格已经飙涨。中国环保部发出通知,“凡属没有完工的项目及地方,继续沿用过去的燃煤取暖方式或其他替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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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观改变中国,算法改变围观

围观改变中国,算法改变围观
董晨宇:算法在决定带给我们什么的同时,也决定了遮蔽什么。它是一个称职的筛选者么?对于未来,我愿意保持谨慎的平和,并不乐观。

 董晨宇 为FT中文网撰稿

 


让我们先回到2010年。7年前,《新周刊》将年度传媒网站的荣誉颁发给了“新浪微博”。一时间,“围观改变中国”成为了庙堂之中的热议话题。学者们宣称,微博弥补了传统媒介在信息发布方面的缺陷。网络世界因此充满了欣喜若狂、奔走欢呼的身影。似乎所有人都笃信,“互联网赋权”真正让每个人都拥有了观看和表达的机会。一路走下来,从博客到微博,再到微信,公共信息的传输效率和透明度在互联网高速公路的黎明下一路奔跑。
自那一年起,那些微弱的声音,在网络空间中被放大成震耳欲聋的公共话语。可曾记得,2010年,甘肃泥石流灾害中,一位19岁的男孩王凯,他用一部老式手机,在微博上独自直播灾情,几小时后,便有近万人转发;河北大学内,一位自称“我爸是李刚”的肇事司机触动了微博网友的神经,成为了公共讨论的热点话题;同样是2010年,上海市静安区突发大火,近60人遇难,微博上点燃了数不尽的蜡烛。围观让人们站在一起,让弱小变强大、让立场被倾听、让尊严被捍卫。
如今,在2017年,在我们重新回顾这句尘封已久的口号时,其中那些冲动的欢愉已经逐渐淡去,留下来的,更多是壮志未酬的莽撞,或许还有更多深藏的韵味。社交媒体上的围观,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围观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激情沉淀后,我们才腾出时间,仔细考察我们究竟在围观什么。
人们观看新闻的方式,在2010年之后,经历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记者作为传统媒体的把关人,权力不断式微,逐渐让位于风头正劲的“算法”。如果我们稍微留意一下这两年的畅销书,不论是“大数据时代”还是“算法革命”,我们都不得不去相信,这是一个从不缺少黎明的年代。不过,另一方面,这一切似乎也都印证着马克思的预言——人被自己发明的机器所取代。

当然,算法对人的取代往往是悄然进行的,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只是一个简单的结果——不论是推特上的“trending”、微博上的“热门话题”、今日头条中推送的新闻。对此,美国学者塔尔顿•吉莱斯皮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当推特为我们介绍“trending”时,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同样道理,换成当今中国,我们似乎也应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当微博向我们展示“热门话题”时,它在展示什么?它展示的是热门么?这显然是一个同义反复的答案,很难让我们满意。
具体的细节只有算法的制作者才知道,作为一项商业机密,我们自然无从知晓。算法宣称自己的高效与自动化,宣称自己摒弃了传统新闻业把关人的偏见。甚至稍有不慎,我们的逻辑便会从“自动化”一路滑向“中立性”。果真如此么?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见证的,分明是另一种技术的偏见。


这样的案例在美国已经很多了。
算法中有性别歧视:2007年,研究者发现当她在谷歌中搜索“她发明了”这个短句时,谷歌会提醒她说:你的意思是“他发明了”么?
算法中有性取向歧视:2009年,超过5万本对同性恋友好的书籍从亚马逊的销售清单中消失,因为这些书籍被算法自动归类为“成人”商品。
算法中更有哭笑不得的错误:2016年,挪威作家汤姆•伊格兰德为了纪念越战,发布了著名摄影作品《燃烧弹女孩》,这张曾荣获普利策新闻奖的作品被判定为色情图片,遭到删除。
一言以蔽之:算法的自动化,并不意味着,它天生就能确保自己的中立与公正。它带给我们的不仅是高效的便捷,或许还有更多意外的麻烦。借用美国记者卢克•多梅尔那本《算法时代》的副标题来说,便是“算法解决了我们的所有问题……然后又创造出更多问题”。不过,对技术的质疑似乎并不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当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版时,副标题已经被悄悄改成了“新经济的新引擎”。
当然,如同一切新生事物一样,我们需要对算法保持一种更加宽容的态度。算法不断在科学前沿的阵地上进取,我们当然有理由期待它的不断完善。但社会学家似乎对这个问题抱有谨慎的乐观:在他们看来,算法与其说是人类进取的阵地,不如说是权力纠葛的战场,里面聚集着各种商业利益、政治考量、文化偏见。
2017年,算法的乐观派们遭受了不少来自官方媒体的打击。今日头条作为其中的代表,站在了聚光灯下接受拷问,官方媒体将“个性推荐”视为“伪个性化”的低俗诡计,让人们沉迷在“自己想看的世界中”。7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新闻莫被算法“绑架”》;9月,人民网再次连发文章,“三评算法推荐”。这四篇文章表达了官方媒体对“算法”新闻足够的警惕与质疑。总结起来,这些质疑无非是三个方面:第一,算法推送中的法律问题(如版权)迟迟未能得到解决。第二,算法推送让新闻更加低俗。第三,算法推送让人们的信息更加封闭。
第一项批评并非什么新鲜事。想想早期电影史中的色情片、早期互联网发展中的猖獗盗版,人类历史上,新技术的发明与扩散的伊始,似乎总是在新的道德边界和法律边界上游走。不过,任何改变人类命运的技术,也莫不是要从这些边界中逐渐抽身,完成自己的合法化过程。那么,我们又该如何为后两项批评找到借口呢?人们真的会因此生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中,沦落为低俗至死的一代么?
所谓“信息茧房”,在传播学中有着不同的名号,有人称之为回声室效应(echo chamber),也有人称之为过滤器气泡(filter bubble),不论名字怎么取,意思还是那个意思:人们受困于自己热爱的信息,“失去了探索未知、创造不同可能性的机会”。换句话讲,严肃内容太累,不如我们一起让算法帮我们享受各自的低俗。不过,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这样的定义,似乎又会嗅到一丝熟悉的味道。同样的批判号角似乎在上世纪早已经打响,沃尔特•李普曼断言公众是偏见的囚徒,尼尔•波兹曼的寓言更是会恰如其分地传到我们耳边:我们总是担心会被那些我们憎恶的东西毁掉。但讽刺的是,如今真正毁掉我们的,却恰恰是我们无比热爱的东西。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可言。如果借用马东与许知远的辩论在这里发问,也许再合适不够了:我们真的可曾变得更好?
我们无法凌驾于法律,责备商业的道德。技术从不会在社会中自行生长,尤其是如今,它一定会夹带着资本的利益,一路如雪球般越滚越大。不管创业者是否愿意公开承认,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用户的沉浸度是衡量一项新技术的重要指标。2016年年底,张一鸣骄傲地宣称,今日头条已经累计有6亿的激活用户,每天每个用户使用76分钟,1.4亿活跃用户。800位算法工程师帮助今日头条每天处理60亿次用户请求,这一切都是技术带来的福祉。
当然,没有人愿意公布自己的算法,另一边,又在不断更新完善着自己的算法,这样一来,在算法的黑箱两端,批判者与资本之间隔岸观火,也令本来就稀薄的批判更加不得要领。无奈的是,我们只能从日常中不断揣测端倪,比如就在现在,微博告诉我,一位大陆歌手要过生日了;微信则看一看告诉我,一位韩国偶像自杀身亡,他的遗书中早有端倪。我想我愿意祝贺,也愿意哀悼,但我不知道,自己还应该做点什么。
7年前,我们信誓旦旦地宣称:围观改变中国。这本没有什么问题,但7年后,我们似乎渐渐意识到,算法正在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围观。它决定带给我们什么的同时,也决定了为我们遮蔽什么。技术在公共性方面能做的,似乎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多。算法是如何为我们的围观供给草料?它是一个称职的筛选者么?我的答案是,目前并不是,对于未来,我愿意保持谨慎的平和,并不乐观,因为那个称职的、理想的,甚至完美的筛选者,可曾出现在人类的历史中呢?我愿意期待的,更多是对技术的反思与调整。如尼古拉斯•卡尔所讲:
“对于科技带给我们的好处,我们往往非常敏感;对于科技带给我们的麻烦,我们却非常迟钝。不过,如果我们想要对一种新科技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就不能让技术的光芒蒙蔽了我们的内心。”
(注: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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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利用面部识别技术抓捕了数百名嫌疑人

依图科技的首席执行官兼 CEO 朱珑声称,他们的机器能在几秒钟内将一个人从几十亿人中识别出来。阿里巴巴旗下的《南华早报》报道了该公司的 “蜻蜓眼” 智能安防产品。蜻蜓眼拥有一个 18 亿规模的人像库,这些人像数据来自于城市监控视频、地铁监控视频、公交车载视频、社会监控视频、卡口照片、尸体照片、自动提款机视频和出租车载视频等。依图称该公司的蜻蜓眼为二十多个省级公安部门提供了服务,用于全国 150 多个市级公安系统,已经证明了其价值。该公司公布了一系列案例:2017 年 1 月 22 日,上海南站上线蜻蜓眼人像大平台系统第一天就识别了一名进入车站的通缉犯,照片匹配之后发送给了一名警察逮捕了该罪犯,在之后三个月内有 567 名嫌疑人在人脸识别之后被捕;第 27 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期间,警方使用蜻蜓眼,利用高清摄像头捕捉采集人脸图像,有 22 名通缉犯被捕;2015 年 6 月以来,苏州公安通过应用系统,直接突出嫌疑人破案达到 500 余起,抓获嫌疑人 169 人;2016 年 8 月 9 日,宁波人脸识别系统上线,宁波市公安局轨道交通治安分局在 G20 时间抓获在逃人员 9 人。依图的蜻蜓眼甚至还识别了一名潜逃 16 年的杀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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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2 亿多支付宝用户选择的背后,一个数据与评分带来的「等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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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布于机器之能(微信公众号:almosthuman2017),转载请联系 [email protected]

2015 年,当 Lazarus Liu(以下简称刘)完成了三年在英国物流专业学习回到中国,他很快发现国内已经和三年前大不一样了:每个人都用手机支付一切费用。在麦当劳,便利店,甚至在夫妻小店,他在上海的朋友们都使用移动支付。

刘意识到,现金已经被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这两款智能手机应用取代。

有一天,当他在一个菜市场看到一位跟他母亲差不多年纪的女士拿出她的手机支付菜钱,他终于决定要注册移动支付应用。

要得到支付宝账户,刘需要输入他的手机号码并扫描他的身份证。他自然而然地按要求做了,因为支付宝已经建立起了「十分可靠」的声誉,而且比起去那些冷漠、懒散,毫不在意客户服务的银行,注册支付宝几乎是一种乐趣。

他只点了几下屏幕就进入了手机应用。支付宝的口号总结了这段经历:「因为信任,所以简单。」

支付宝体验下来非常方便,刘开始每天使用好多次, 从早上的第一件事——用外卖 app 点一份早餐开始,他就用上了支付宝。

他意识到,他可以通过支付宝「车主服务」功能来交停车费,于是他将他的驾驶证和车牌号码,以及他那辆奥迪的发动机编号输入了支付宝。这样,他还可以在支付宝 app 里买车险。

他在支付宝里预约医生门诊,不用再去排中国医院那著名的混乱队伍。

他还可以在支付宝内置的社交网络中添加好友。

当刘与他的未婚妻(现在已经是他的妻子了)一起去泰国度假的时候,他们都是通过支付宝在饭店买单或是买些路边摊的小玩意儿。

虽然在度假和买车之后支付宝里所剩不多,他还是把余额都存进了支付宝里的货币基金账户——余额宝里。

他可以用支付宝里「城市服务」功能付电费、煤气费和网费。

就像其他迷恋于支付宝和微信提供的移动支付功能的中国年轻人一样,刘现在出门已经不带钱包了。

如果你住在美国,你现在已经习惯把你的数据交给公司了。

信用卡公司知道你什么付了酒吧账单,或者买了情趣用品。Facebook 知道你喜欢美味的烹饪视频还是 Breitbart 新闻节目。Uber 知道你去哪里以及你在路上的各种行为。

但支付宝知道所有这些关于用户的事情,甚至更多。

蚂蚁金服(庞大的阿里巴巴集团的子公司)旗下的支付宝有时被称为「超级 app」。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微信,则属于社交游戏巨头腾讯公司。

支付宝和微信更像是一个生态系统,而不是一个单独的 app。

每当刘在手机上打开支付宝,他就会看到一屏幕整齐的图标,就像三星手机上的主屏一样。一些图标本身就是成熟的第三方应用程序。如果他愿意,他可以从支付宝的内部直接接入 Airbnb、优步或优步的中国竞争对手滴滴出行。

这就像亚马逊吞下了易趣、苹果新闻、Groupon、美国运通、花旗银行和 youtube 一样——而且可以吸取所有这些公司收集的数据。

一天,刘的支付宝主页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图标。图标的标签是「芝麻信用」。

就像支付宝母公司的名字一样,这个名字令人想起了阿里巴巴和 40 大盗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咒语「芝麻开门」奇迹般地打开了一个充满宝藏的山洞。

当刘触碰这个图标时,欢迎他的是一张地球的图片。

「芝麻信用是个人信用的体现,」下方的文字写道,「它利用大数据进行客观评估。分数越高说明你的信用越好。」

文字下方是一个按钮,按钮上用干净的白字写着「开始我的信用旅程」,他点击了这个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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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一位名叫 Bill Fair 的电气工程师和一位叫 Earl Isaac 的数学家在旧金山的一间公寓里创办了一家小型科技公司。

他们将公司命名为「Fair, Isaac and Co.」,但是最终这间公司广为人知的名称是其简称「FICO」。

他们的主要创新是利用计算机驱动的统计分析,将人们的个人信息和财务记录转化为一个简单的分数,并预测他们偿还贷款的可能性有多大。

在 FICO 之前,信用机构的主要依靠从人们的房东、邻居和当地杂货商听来的八卦来决定是否批准贷款。申请人的种族可能会被视为不利因素,其他的不利因素还包括如混乱、道德败坏和「娘娘腔的姿态」等等。

Fair 和 Isaac 认为,算法评分是对这种不公平的现实的更公平、更科学的选择。

FICO 的方法最终在 TransUnion、Experian 和 Equifax 等信用机构中流行开来。1989 年 FICO 引入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信用评分,使数百万美国人能够办理抵押贷款或是被信用卡账单淹没。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过去的 30 年里,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却没有多少运转着的信贷体系。

中国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维持着数百万消费者的记录,但这些记录通常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信息量。

直到最近,除了你自己办理了借记卡的银行外,很难获得任何其他银行的信用卡。消费者主要是使用现金。随着房价飙升,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

金融科技咨询公司 Kapronasia 的负责人 Zennon Kapron 说:「现在你需要拎着两个手提箱来买房子,而不是一个。」

然而,建立一个可靠的信用体系的努力失败了,因为中国缺少一个第三方信用评分实体。

截至 2011 年底,中国只有 3.56 亿智能手机用户。

在那一年,蚂蚁金服推出了内置扫描功能的新一版支付宝,用于读取二维码——一种信息量比标准条码多 100 倍机器可读标签。

(2013 年开始的微信支付有类似内置扫描功能)扫描二维码可以把你带到一个网站,或者接入一个应用,又或者把你连接到一个人的社交媒体档案。

代码开始出现在坟墓上(扫描以了解更多关于死者的信息)和餐厅服务员的衬衫(扫描给小费)。乞丐们把二维码打印出来,放在大街上。

这些代码以一种全世界都不曾实现的规模将线上世界和线下世界联系起来。在启用二维码扫描功能的第一年,支付宝移动支付达到了近 700 亿美元。

2013 年,蚂蚁金服的高管们跑到杭州郊外的山区,讨论创造一系列新产品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芝麻信用。

高管们意识到,他们可以利用支付宝的数据收集能力,根据个人的活动来计算信用评分。

「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由曦说。他在最近的一本书《蚂蚁金服》中详细记述了这次会议。

如果你有支付数据,你就可以评估一个人的信用。」

因此,这家科技公司开始了「创造」一个评分的进程。正如由曦所解释的那样,这将是「你生活中一切活动的信用」。

蚂蚁金服并不是唯一热衷于利用数据来衡量人们价值的机构。或许是巧合吧,在 2014 年,中国政府宣布他们正在开发所谓的「社会信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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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国务院(中国的治理内阁)公开呼吁建立全国性的跟踪系统,来评估个人、企业、甚至政府官员的声誉。

目标是,到 2020 年,每个中国公民都能被来自公共和私人来源的文件所追踪,而这些文件可以通过指纹和其他生物特征来搜索。国务院称其为「覆盖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

2015 年,蚂蚁金服成为 8 家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开发自有信用评分平台的科技公司之一。在这之后不久,芝麻信用就出现在支付宝应用上。

该服务跟踪你在 app 上的行为,以得到一个 350 到 950 分的分数,并给予那些分数高的人额外的津贴和奖励。

芝麻信用的算法不仅考虑了你是否还了你的账单,还考虑了你买了什么,持有什么学位,以及你的朋友们的分数。

正如几十年前的 Fair 和 Isaac 一样,蚂蚁金服的高管们公开谈论了一种数据驱动的方法将如何向被排斥在门外的人开放金融系统,比如学生和中国农村人口。

对于超过 2 亿选择使用芝麻信用的支付宝用户,宣传语很清晰:你的数据将神奇地为你打开大门。

参与芝麻信用是自愿的,而且注册芝麻信用是否会影响、又会怎么影响个人在政府系统中的评级也尚不清晰。

蚂蚁金服拒绝让我采访公司的任何一个人,但确实提供了一份来自于公司总经理胡滔的声明。

「芝麻信用致力于在商业环境中建立信任,独立于任何政府发起的社会信用体系。」声明中写道,「在没有用户事先同意的情况下,芝麻信用不与任何第三方共享用户得分或潜在数据,包括政府。」

然而,蚂蚁金服在 2015 年的一份新闻稿中的确说,公司计划「帮助建立一个社会诚信体系」。

该公司已经与中国政府进行了一项重要的合作:将拖欠法庭罚款的超过 600 万人的黑名单列入了芝麻信用数据库。

据国家新闻机构新华社报道,这个大型科技公司和大政府的联盟已经帮助法院处罚了超过 121 万的违约者,他们某一天打开他们的芝麻信用,发现他们的分数在下降。

正如公司首席执行官彭蕾在《蚂蚁金服》中所说的那样,芝麻信用「将确保社会上的坏人没有地方可去,而好人可以自由行动,不受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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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生活了将近 10 年,但在 2014 年就离开了中国,那时移动支付尚未完全实现。

如今,中国每年都有 5.5 万亿美元的移动支付。(相比之下,2016 年美国移动支付市场的市值约为 1,120 亿美元。)当我在 8 月份回到中国时,我决心成为新的无现金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我在从飞机上的睡眼惺忪之后几个小时内注册了支付宝和芝麻信用。因为我缺乏交易历史,所以我立刻面对了一个令人尴尬的信用分:550 分。

在上海的第一天,我打开了芝麻信用,扫描了一辆停在路边的黄色自行车。

就像移动支付一样,中国的自行车共享文化不知从哪里就冒出来了,上海的街道上到处都是色彩鲜艳的自行车,乘客们随意地停在任何地方。扫描一辆自行车的二维码,app 上就显示了一个四位数的数字,可以用这个密码打开后轮。

骑着车穿过城镇大约 15 美分。然而,由于我的中等信用分,我必须先付 30 美元的定金,才能扫描我的第一辆自行车。

我也无法获得无存款的旅馆住宿或 GoPro 租赁服务,又或者免费的雨伞租赁。

在数字世界中,我属于底层居民。

在中国,对「骗子」的担忧根深蒂固。

「我怎么知道你不是一个骗子?」当销售人员打通电话或维修人员在门口出现时,人们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

虽然我的分数可能并没有把我放在骗子的队伍中,但芝麻信用的一个承诺便是指认那些是骗子的人。

公司购买对用户的风险评估,详细说明他们是否支付了房租或水电费,或者出现在法庭的黑名单上。对于企业来说,这类产品被称为「省时利器」。

在腾讯视频网站上,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个芝麻信用的广告。

一个商人在乘地铁时仔细观察陌生人。

「每个人看起来都像个骗子,」他绝望地说。他那些试图避免声名狼藉的顾客的员工们在办公室会议室的墙壁上贴满了下层人员和罪犯的照片。

但接着——老板发现了芝麻信用,他们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员工们把墙上的照片撕下来庆祝。

对于那些行为良好的人,芝麻信用通过与数百家公司和机构签订的合作协议提供额外津贴。

汽车租赁公司神州租车允许信用评分超过 650 的人租车而不用交押金。作为对这一审查的交换,神州租车分享数据,这样如果一个芝麻信用用户把租来的一辆汽车撞坏了并且拒绝支付,那么这个细节就会被反馈到他或她的信用评分中。

有一段时间,得分超过 750 的人甚至可以跳过北京首都机场的安检。

刘在注册了芝麻信用两年之后,信用分已经逐渐接近 750 了。

一个周六的下午,我在一个上海市中心的商场里的 Forever 21 外面遇见了刘,他 27 岁了,在一家大公司工作。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衬衫,黑色的运动鞋,黑色的乔丹短裤,衬托出他的面孔白得好像在发光。一股黑色的头发帅气地垂到一边。

我们走进一家坐满了年轻人的星巴克,他们坐在那里,一边喝着桃子冰茶,一边喝着抹茶法布奇诺。刘坐上了最后一张空桌子。

刘告诉我,在三年前皈依天主教后,他选择了 Lazarus 作为英文名,但他的宗教信仰多半是一件私事。

他认为芝麻信用评分也是一件私事;这些信息揭示出了一些有关其个人的事情,但基本上他不会与别人分享这些信息。

他很少检查自己的信用评分。该数字就躺在手机的支付宝页面上,因为他的信用很好,所以没必要这么做。

从 600 分开始(最高可达 950 分),他的信用已经达到了 722 分,这一分数可以让他享有贷款和公寓租金方面的优惠条件,并且他和他的妻子还可以在若干个交友 app 上对其进行分享展示。

再拿几十分,他就能得到一张去卢森堡的精简版签证,但并不是说他有在计划这次旅行。

由于刘在支付宝上的交易和付款记录良好,他的评分自然也就提高了。但如果他忘记了支付交通罚款,那么评分可能就会下降。

而高分数带来的特权,也会在某天因为与消费礼数无关的行为而被取消。

2015 年 6 月,940 万名中国青少年参加了紧张的高考,芝麻信用总经理胡滔告诉记者,蚂蚁金服希望获得作弊学生的名单,这样他们的欺诈行为就会成为其芝麻信用的污点。

「不诚实的行为应当受到惩罚,」她承认到。善行无阻,杀鸡儆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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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宝知道,8 月 26 日下午下午 1 点,我在上海的法租界区租了一辆 ofo 向北骑去,停车静安寺对面。

它知道我于 13:24 在静安寺旁边的商场里买了一袋零食。

它知道后来我坐上了一辆嘀嘀驶向住在西北部的邻居。

它知道我在 15:11 下了车并进了一家超市,它还知道(因为这家超市属于阿里巴巴,仅接受支付宝付款)我在 15 点 36 分买了香蕉、奶酪和饼干。

它知道随后我上了一辆出租车,并于 16 时 01 分到达目的地。

它知道那辆出租车的车牌号。

它知道我在 16:19 付了 8 美元用于亚马逊的配送费。在三小时的惬意时光中,其中一小时是在游泳池里度过的,它并不知道我的下落。

然后,它知道我在上海市中心的一家酒店外租了另一辆 ofo,骑了 10 分钟,并于 19:11 停在了一家人气较高的餐厅外。由于蚂蚁金服战略投资了 ofo,支付宝可能会知道我的行径。

芝麻信用评分背后的算法是一个商业机密。蚂蚁金服正式列出了五大类的评分信息,但是仅提供了最基本的算法方面的信息。与任何传统的信用评分系统一样,芝麻信用会监视我的消费历史以及贷款还付情况。

但是有些算法就带有迷惑性,或者更糟。

一个称为连接(connections)的信息类别考虑了我在支付宝上的联系人的信用。

特点(characteristics)类考虑了我开的是哪种车、在哪里工作、在哪里上学。

同时,行为(Behavior)类一丝不苟地审视我的消费记录,专注于那些据称是与良好信用相关联的行为。

芝麻信用推出后不久,该公司的技术总监李颖赟告诉《财新周刊》,不同的消费行为可以产生不同的影响,比如买尿布可以提高一个人的信用评分,而长时间玩游戏则可能相反。

网友猜测,向慈善机构捐款(大概是通过支付宝平台上的捐赠服务)有利于提高评分。

然而,如果给小棕熊捐了 3 美元,我不确定这是否会让自己有资格成为一个慈善家,或是证明了我的小气?

我开始着魔般地检查我的信用评分,但由于它每月只更新一次,那个数字并没有发生变化。

每次打开支付宝,我都会遇到一个使人惊慌的橙色屏幕。一个半圆形的表盘,上面显示我只达到了自身消费潜力的四分之一。

搜狐网站的一篇文章解释说,我的评分属于「普通人队列。」这一类别是指:「文化水平不高。退休或接近退休。」

这并不是称赞,因为许多老年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失去了很多年受教育的机会。

据搜狐称,评分比我低的人只有 5%。

我想看看自己是否能做点什么来提高评分。

一天早上,我乘出租车去上海市中心外的一个别致的露天购物中心,与一个 30 岁的插画家陈见面。

我曾通过与陈在微信上的一个共同好友那里得知,她的芝麻信用评分等级为「优秀」,于是我想向她寻求一些建议。

我们买了咖啡,步行到一个露天座位区。陈上身穿着一件纽扣衬衫,内搭一件白色 T 恤衫,下身是紧身牛仔裤。她的头发漂成了稻草色,两只眼睛下闪着一排发光的眼影

她的芝麻信用评分为 710 分,而她的支付宝背景色是平静的天空蓝。

她解释了提高信用评分的方法。

「他们会检查你有什么样的朋友,」她说,「如果你的朋友都是高分用户,那么这对你有好处。如果你有一些信用较坏的朋友,那就不好了。」

在支付宝上注册后,我给所有的电话联系人发送了朋友请求。

只有六人接受了。

其中一个是我曾经的英语学生,也可能是我在上海认识的最有钱的朋友。他拥有几家企业、一个车队和一个位于豪华住宅区的宽敞别墅。

另一个是我的老裁缝,她和她的家人住在一间单人房里,房间位于一个门窗褴褛的破旧房子内。

老裁缝与那个商人对我的信用评分的影响相互抵消了吗?还是我拉低了他们的评分?

陈说,她知道自己好友的评分,但不知道熟人或同事的。聊天室里有评分较高者去寻找同类,大概是为了提高评分。但总的来说,人们也只是猜测谁的评分可能会高、最好与谁解除朋友关系。

像陈这样的用户没有采取解除低分朋友(比如我)网络关系的策略,她向我保证不会这么做。

芝麻信用仍然是新兴事物,而一个熟人的低信用评分仍可能得到善意的解释,她说:「也许他们只是使用的时间不够长。」

在社会信用关系监督方面,中央银行或将针对一个更为广泛的指标发展,比如 FICO 评分,同时让像蚂蚁金服这种数据收集公司的评分信息计入在内。

无论其最终结构如何,更大的社会信用体系「肯定会处于政府的监控之下」,《蚂蚁金服》作者及职业记者由曦说道,「政府不希望让如此重要的人民信用基础设施被掌握在一家大公司的手中。」

一向被认为信用缺失的中国人民,第一次有机会去真正了解一个统一标准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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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五月的一天,一位 42 岁的记者 Liu Lu 打开了一个旅游 app 预订机票。

但当他输入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时,该 app 告诉他,这笔交易无法通过,因为他在最高人民法院的黑名单上。

这份欺诈人名单与集成进芝麻信用里的是同一份。

2015 年,Liu 被控因伪造故事而诽谤他人,法院判决他支付 1350 美元。他交了罚款,甚至拍了银行转账单并将照片寄给了审理该案的法官。

令他感到困惑的是,他的名字仍然在该名单上,于是他联系了法官,得知法官并没有收到钱,是自己当时把钱转错账号了。他匆忙地又转了一次,以确保法官收到了钱。这次法官没有回应。

虽然 Liu 没有注册芝麻信用,但是那份黑名单以其它方式跟随着他。

他被禁止参加大多数类别的旅行;他只能预订绿皮火车的最低等座位。他不能购买某些消费品或住豪华旅馆,也没有资格获得大笔银行贷款。

更糟糕的是,那份黑名单是公开的。Liu 曾因涉嫌「伪造和散布谣言」而被判入狱一年。狱中的记忆使他对这个更无形的新式惩罚不以为意。至少他有妻子和女儿。

尽管如此,Liu 还是将这些写进了他的博客以激起同情,并说服法官把他从黑名单上除去。到十月份,他的名字仍然位列其中。

「这些掌管黑名单的法院执行人员几乎不受任何监督」,他告诉我,「执行过程中的很多错误没有得到修正。」

如果 Liu 有芝麻信用评分,他的麻烦就更多了。

按照芝麻信用的设计方式,如果你被列入了黑名单,那么你的信用评分会螺旋式地下降。

首先是评分下降,然后你的朋友会得知你在黑名单上,会担心他们的评分会受到影响,并悄悄地与你解除联系人关系。

算法会注意到这些变化,然后你的评分会变得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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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造访完中国回到美国后不久,美国信用­报告机构 Equifax 公司宣布其遭到了黑客的攻击,致使大约 1.45 亿人的信用记录遭到泄露。

我与许多美国人一样,被这个突发事件狠狠地教训了一下。

我的信用卡号码在几星期前就被盗了,但由于当时我在出国旅行,所以不想冻结信用卡。当我试图事后弥补时,发现这一切几乎已经无法挽回了。Equifax 公司的网站只遭到了部分的袭击,但它的电话线路则全部堵塞了。

在绝望中,我注册了一个叫做 Credit Karma 的信用监控服务,该机构可以显示出我在三大信用评分机构中的其中两家的信用评分,但需要我呈上自己最为私密的信息。

这个信用表盘类似于芝麻信用的那一个,其上的数字和彩色编码对我来说太复杂了。我得知自己的信用下降了几十分。有人以我的名义盗刷了四五次,但我没有意识到。

现在,在地球的另一面,有两个追踪系统在追踪我的信用评分。

但是,这些只是我所知道的部分。

大多数美国人都有几十项评分,其中,许多来自于类似芝麻信用所使用的行为和人口统计指标,而大部分则由一些公司掌管,用户并没有选择的机会。其余的评分是我们自愿进行的。

美国政府不能合法地强迫我参与一些以数据驱动的大规模社会实验,但我每天都把自己的数据交给了私营公司。

我相信这些公司足以能够参与其大规模的评分实验。

我在脸书上发表我的想法和感受,并在亚马逊和 eBay 上留下了大量的购买信息。我在 Airbnb 和 Uber 上给别人评分,并且有些太过于关心别人对我的评价。

目前,美国还没有一个伟大的超级 app,而数据代理商所编制的评分主要是用于更精确的广告定位,而不是运用社会控制。

但是数据聚合器可以通过身份解析(identity resolution)的过程,使用我留下来的线索来合并我所产生的各方数据。

你吃抗抑郁药吗?经常向零售商退货吗?填写网上表格时名字全部大写吗?数据代理商会大量收集所有这些信息。在中国,你甚至会受到朋友的牵连。

2012 年,Facebook 申请了一种信用评估方式方面的专利,它可以将你在互联网上的联系人的信用评分考虑在内。

该专利描述的这种工具可以提供有关你朋友的平均信用评分,并拒绝向该平均值低于某一最低限度的申请人提供贷款。

此后,该公司修订了其平台政策,以禁止外部贷款人使用 Facebook 的数据来确定信贷资格。

尽管如此,该公司仍然可以自行决定进入信贷业。(「我们经常寻求的专利技术,是那些我们从不会实施的,以及不会揭示公司未来发展规划的,」Facebook 发言人在回应信用专利方面的问题时说到。)

「可以想象,在未来人们会查看其朋友的信用评分是否降低,然后解除他们之间的不利关系。」马里兰大学 Carey 法学院大数据专家 Frank Pasquale 说,「这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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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代理商时常完全搞错。

数据代理商 Acxiom 公司会提供 AboutTheData.com 网站所收集到的一些信息,它认为我是一个高中教育水平的单亲妈妈,并且「可能是一个拉斯维加斯的赌徒。」

而事实上我已经结婚了,有一个硕士学位,并且甚至从来没有买过彩票。

但要挑战这些评估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从未被告知它们的存在。

我对芝麻信用算法的了解,比对美国数据代理商的评分体系如何评价我,更为深刻。

正如 Pasquale 在他的《黑箱社会(The Black Box Society)》中指出的那样,其本质上是一面「单向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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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中国后,我通过微信再次与刘联系。他给我发了一张的截图,他的芝麻信用评分自我们相识以来提高了 8 分。他的屏幕阅读体验「非常棒,」字体已经变为了软斜体。

我们谈到了一种新的面部识别功能,被称为「微笑支付」,是蚂蚁金服在杭州的一家肯德基概念餐厅里推出的。

餐馆的墙壁上装饰着巨大的白色电话。点餐时,你只需点击食物的照片,然后面朝手机,输入手机号确认付款就行。

一开始,智能手机消除了人们对钱包的需求;现在,微笑付款可以消除人们对手机的需求。你所需要的只是你的脸。

刘并不急于尝试微笑支付。芝麻信用网站的「政务」页面显示,蚂蚁金服与中国各地方政府建立了合作,以合法化其面部识别功能,但这不是令刘感到不安的原因。

在国外学习期间,他曾玩过安卓的面部解锁功能。他的室友有和他一样的方下巴,曾数次成功解锁他的手机。

「我觉得这可能并不安全,」他给我发了短信,「我想看看这是不是 real thing。」他用了英文 real thing 以作强调。

在和刘聊天的同时,我也打开了芝麻信用。我的评分增加了四分。

「你还有改进的空间。」支付宝微妙地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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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回顾:短视频大逃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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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短视频绞杀战

2016 年被称为「短视频元年」,2017 年短视频进入「绞杀战」状态。

「绞杀战」是近两年的常态,从直播到内容 feed 流到新零售到人工智能,互联网上的风口们无一例外都成了绞肉机。巨头纷纷入场,各家都想攻占高地,投入惊人的资金和资源,但是很快陷入僵持状态,谁都不能取得绝对的胜利。直到下一个风口出现,巨头们注意力转移。

短视频就是这种状况。据 Analysys 易观相关数据显示,2017 年第 3 季度移动全网短视频平台根据用户渗透率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秒拍、快手、西瓜、美拍;第二梯队:土豆、火山、抖音、凤凰;第三梯队:小影、快视频。这 10 家平台也就是短视频平台的 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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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详细数据上看,秒拍以 56.26% 的渗透率领跑整个行业,通过微博的流量支持稳稳维护住了老大的位置。抖音作为最年轻的平台之一,依靠《中国有嘻哈》的强力推广,以及海外化的战略布局,成为增长速度最快的短视频平台。

平台之间的战斗正在陷入总体僵持、格局已定的状态,在这一点上资本就是「晴雨表」。从三季度的投融资情况来看,在短视频领域对平台的投资金额由 Q1 的 91.3% 下降到 Q3 的 3.0%。投资的重心正从平台向内容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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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音的战绩能给平台玩家一些参考,抓住细分市场和特定人群是一个突破口。今年三月网易云音乐上线了 UGC 短视频功能,11 月更尝试了万晓利新专辑发布会的直播。在版权大战中失利的网易云音乐,看来是希望借助于短视频更具象化的解读音乐,提供更全面的音乐体验,吸引一些独特的用户使用音乐产品。

二、不安的种子

从数据上看,就像预料中那样,短视频平台正在狂飙突进。

QuestMobile 秋季报告显示,整个短视频领域的 MAU 已经突破 3 亿,同比增长超过 4.1%。用户消费短视频的月均使用时长为 765 分钟,月均使用次数为 201.2 次,增速超过 310%;很多平台的短视频消费时长已超过长视频内容,且户增长仍未到天花板。

坏消息是,短视频平台用户的粘性开始回落,人均单日启动次数和人均单日使用时长均出现了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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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一方面短视频的玩家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短视频吸取用户时间的能力却出现了下降。这可能来自不同平台的流量分化,也可能是因为用户对短视频的热情出现了减退。

但愿是前一个原因。

三、创作者的窘境

另一个问题是,今天从事内容创作者多如恒河沙砾,真正赚钱的人却寥寥可数。

从今日头条公布的《2017 年短视频创作者商业变现报告》中,47.9% 的短视频团队不能盈利,而 30.25% 的是略有盈余。让人唏嘘的是平台贴补成为最大的收入来源,占到了 72.58%。从盈利团队的分布来看,5 人以下的接近了 80%,但 50 人以上的团队盈利的水平直线升高。

从短视频的内容上看,过去一直是搞笑幽默和明星八卦的竞技场,这两类视频也孕育出了两个超级大 V——Papi 酱和关爱八卦成长协会(现改名会火)。但是现如今,这两类视频已经出现头部。

热门领域出现头部,内容创作者机会在哪?在笔者看来,眼下的格局中有几个结论是可以确定的:

团队专业运转一般优于个人天赋创作;深耕垂直细分一般优于泛领域竞争;竞争的核心,永远是团队的持续内容生产能力,和聚焦用户 high 点的能力。

基于此,短视频团队的生存策略可以概括为:

一是明确定位策略。

如果做细分蓝海,一定找感兴趣、有优势的领域,比如办公室小野瞄准办公室里的创意做菜。

如果做热门领域则要找寻新的切点和娱乐形式。即使在热门领域,娱乐形式也会有流行的周期,比如同样是时事热点,这两年可能流行吐槽,下两年可能流行直播,再后头又会是什么?观众的口味总在变,找到新的切点永远有机会。

二是全平台投放策略。

对于有补贴的平台可以选择首发或独家,像企鹅号、百家号、头条号这些。再比如火山小视频,在 8 月 22 日推出火苗计划,开通打赏功能和小视频达人培训计划,这都带来了更丰富的营收模式。

三是持续生产聚焦用户 high 点的 sop。

内容的持续生产不是靠一个人的才华兴趣或者大开脑洞,必须构建规范化运作的流水线 sop,可以包括:

1、如何选题?

2、选题后,如何找到主流的情绪观点和我们的切点?

3、找到最好的视频形式。

4、收集包袱,视频里面有哪些东西可以 get 到用户的点,让用户迅速高潮。

5、高潮点的节奏把控。如何有效的控制 high 点的密度。比如 papi 酱 15 秒可能就会有一个点,high 点之间要及时抓住用户注意,避免无聊,比如提问。

能 sop 的一定要 sop。对个人来说,不能总是凭天赋感觉和心情,你总会有状态不佳、天赋失灵、脑洞开不了的时候,规范化运作可以让你至少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对团队来说,则有利于规模复制和分工合作。如果靠状态和天赋,则时而 100 分时而 50 分,那么靠 sop 则基本都是 70 分。

短视频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娱乐效率」,能迅速引发用户注意、迅速观看下去、迅速进入愉悦状态。而短视频的核心竞争力,就是通过一套规范流程,持续聚焦提升娱乐效率的能力。

永远记住,视频创作不是靠天收、靠个人状态脑洞或者某次的灵光一现。单打独斗太难了,还得靠规范化流水线和团队化作战,所谓「专业」就在于此。

四是 做好测试机制。

从内容选题、切点、成果验证一直具体到标题怎么定,都应该有早期种子用户参与测试投票。推广阶段首先通过小范围的测试来验证,一旦效果不错再大规模分发。

四、MCN 的突破口

除了做内容创作者这条路之外,似乎转行做 MCN 也是不错的一种选择。

Inmobi 移动视频广告白皮书显示, 亚太地区的广告主正在积极应变广告市场的变化,在视频广告上的投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116%,其中,中国增长了 41%。MCN 如果玩得好,将极大的提高商业效率,甚至促进整个行业发展。

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围绕短视频市场的 MCN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根据微博提供的数据,截止 2017 年 8 月,与微博合作的视频 MCN 已经超过 1000 家。这么多的 MCN 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甚至有投资人戏言,前几个月 PGC 热的时候,一个二个的内容机构都说自己是 PGC,现在 MCN 火了,有开始言必称自己的 MCN。

但是 MCN 也有难念的经。

微博运营总经理李亮在某次高峰论坛时指出,「MCN 是整个产业链里的中间环节,做纯粹分发的事提供的价值非常有限,因为渠道很集中,而当 MCN 介入内容生产又面临内容生产不容易规模化的问题」

简而言之,如果 MCN 做视频创作者的广告业务员和中介是没有前途的生意。现在头部的视频内容创作者完全可以独立自主洽接商务合作,而没有商务洽谈能力的作者,往往在广告主眼里又不具备价值,议价空间很小。

MCN 与内容创作者之间的合作大多是签约模式,所以这也就造成了二者之间的弱关系,视频创作者担心 MCN 无法带来好的商务变现,或者资源倾斜不够;MCN 担心广告合作过多,会宠坏视频创作者,酿成艺人红了就不好管的局面。

笔者看来,MCN 竞争的关键在于能否在广告中介之外,为创作者和甲方提供更有价值的资源和附加服务。比如:

1、在垂直领域深耕细作,在美食、美妆、汽车、金融这样的领域,不仅布局内容矩阵,还整合上下游资源,提供更多的超值服务。比如相关企业的品牌推广策划、客源打通、商品打造、数据分析、投融资支持等。

2、建立孵化机制,扶植早期种子视频创作者,帮助他们建立一套体系,给予相关规范化、流程化的制度支持,让他们可以心无旁骛地投身创作。比如秒拍母公司一下科技在今年布局离上海、成都、西安等移动视频孵化基地,为移动视频创作者提供场地、设备、培训、媒体等多方面支持。

3、早期的流量支持,通过大号互推、活动推广等形式。

MCN 是赢利的关键,各个平台与 MCN 的合作也在加强。今年 9 月美拍举行「美拍 MCN 战略启动仪式」,正式与 papitube、洋葱视频、自娱自乐、抹茶美妆等 10 家 MCN 达成合作,合作机构将获得流量扶持、策略扶持、品牌共建、变现赢利等方面的支持。秒拍作为首个专为 MCN 设立榜单的平台,已经和 2000 多家 MCN 建立了深度合作,并拿出 1 亿美元扶持资金,成立「秒拍创作者平台」。阿里旗下大鱼号,先后推出「大鱼 FUN 制造」活动,百万月度奖金刺激 MCN 机构创作激情。

五、未来的展望

平台层面,总体格局稳定,巨头均已入场且成「凡尔登绞肉机」之势,同时短视频时长开始下降;内容层面,热门领域头部形成,且短视频创作者整体盈利状况欠佳;MCN 层面,MCN 太多,作者不够用了,且 MCN 多数停留在低水平的广告中介层面,急需寻找到新的价值点。这些就是眼下短视频大战的基本面。

在可见的将来,娱乐效率更高的短视频,无疑会进一步蚕食传统视频和图文内容的空间,甚至成为一种主流的内容消费形式。但是就像直播那样,各大巨头很难说谁会最终剿灭谁,短视频会成为他们的基础设施和标配,却不是生死制胜的关键。

在内容创作领域无疑有更多的机会。流行总有周期,即便 papi 酱、办公室小野这样,有一天也难免面临过气的危险。

长线经营是核心,未来的媒体人们需要持续发现新的 high 点,打造矩阵和梯队。就像皮克斯那样,总能制造新的偶像和经典。

毕竟,短视频的生产成本已经如此之低,我们离用户的反馈已经如此之近,这是一个足够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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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再难过,都丧不过地图上的“绝望山”、“欺骗岛”和“悲剧池”

五月天说,《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但现实是,我们在心碎一地时,总喜欢播起悲情慢歌,让伤感肆意流淌。现在,除了可以听伤感歌曲外,不开心的你,还能到世界各地的“心碎之地”冥想一下。

(孤独岛,看起来也真挺孤独的)

Instagram 上一个名为“Sad Topographies(伤心地形学)”的账号,专门收集发布世界上名字非常伤感的地方,譬如“悲剧池(Tragedy Pool)”、“离婚沙滩(Divorce Beach)” 、“绝望山(Mt. Despair)”、“心碎路(Heartache Rd)”、“上天啊为什么是我巷(Why Me Lord Ln)”……

(自带音效的“上天啊为什么是我巷”)

以上这些不仅都是真实存在的地方,而且都是地方的正式官方名称。

我当时正用 Google 地图搜东西,意外发现了澳大利亚居然有一座‘无望山(Mount Hopeless)’。

然后,我开始在地图里输入‘无望(hopeless)’,以及其它相似的同义词(来寻找地标),并开启了我截图制作的这个系列收藏。开个 Instagram 账号用于专门分享,也是看似合理的下一步。

Damien Rudd 说道,他是“Sad Topographies”的拥有者。他意外发现,原来地球上好多地方的名字都挺伤感的,并由此开启了“伤心地”的云收集。

(爱范儿搜了一下,发现不少地方都挺绝望的)

Rudd 从 2015 年开始运营这个账号,截止目前为止,已经发布了超过 150 个“伤心地”,并积累了 7.7 万粉丝。

这些让人倍感忧伤的地方名来源故事各不相同,一些是由于当地资源或地理环境情况而被如此命名。也有部分是因为,发现那个地方的人,因探险过程中经历的情绪有感而发,为那个地方起了个奇怪的名字。

(悲剧池)

位于美国俄勒冈州的“饥荒高地(Starvation Heights)”,就是因为当地土壤极其贫瘠,并有饿死当地农民一说,因而被命名为“饥荒高地”。

美国利亚桑那州的“虚无(Nothing)”是一个荒凉的小镇。早在 2005 年前,这个小镇就被抛弃了。2008 年,有人尝试复兴小镇,在这里开起迷你超市和餐厅,但到了 2011 年后,小镇又变得荒无人烟了。

而 Rudd 最喜欢的地名故事,应数几个位于南极洲的小地方。当地有一座名为“不成形山(Shapeless Mountain)”的山岭,当初几位探险者发现此地时,因为大家无法就山的形状达成共识,最后决定把这座山叫做“不成形山”。

(Shapeless Mountain)

在这座山旁边,还有一个“误解山(Mistake Mountain)”。话说,后来有人想爬“不成形山”,但因为它的形状实在太不好认了,导致探险队爬了隔壁的一座山,然后探险者就把这次爬的山命名为“误解山”。

再在它们隔壁,有一座名为“错峰(Wrong Peak)”的山,名字来历也和“误解山”差不多。

现在,“Sad Topographies”这个账号仍在以一月一地的频率更新着,而据 Rudd 所说,“我每天都收到很多地方推荐,所以暂时还没有计划终止这个系列。”

(图自亚马逊

除此以外,Rudd 还在今年 11 月出版了一本名为《伤心地形学:一本幻灭旅行指南》的书籍,收录了 27 个伤悲之地的故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了解。

题图来自 EW,内文未标注图片来自 Instagram 和 Google 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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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立事件:无法停止的娱乐圈绞肉机

作者:开屏映画子非鱼

树欲静而风不止。

袁立和《演员的诞生》节目组开撕到现在,终于以上帝的名义宣布中止这场仗。

她表示原谅一切,要把精力放在尘肺病人等公益事业上,随后发的一条尘肺病人的微博获得了11万的点赞。可见,大部分支持袁立的人,都欢迎她把精力重新放在有价值的事业上。

然而,事情到了这一步,是不是袁立想停就能停住呢?

很难。

 

一,可以选择开始,但无法选择结束

果然,短短几个小时内,有人就甩出了袁立按时把80万捐款打到她的个人账户上的录音。而袁立也理所当然地,又被迫出来回应,继续她无法停止的战斗。

其实,一个靠体面吃饭的明星,当她决定要和一个体制内的娱乐巨轮开撕的时候,就应该明白,她可以决定开始,但是无法决定结束。因为娱乐的巨轮本身是一个绞肉机,一旦开启,就必定要以碾碎至少一个躯体为代价,才能结束战斗。更遑论一个体制内的娱乐巨轮。

袁立的问题是,她从来也没有理解到体制是什么,更不理解娱乐圈是什么。她所习惯的体制和娱乐圈是对她客气的、微笑的,是充满掌声与鲜花的。她甚至可能会有一种误解,以为体制是求着她的、娱乐圈是包容她的。所以她会随意地以一己之力与浙江蓝的“小”编导谈定一个登上体制内娱乐绞肉机的大事。

在她进入这架绞肉机前,她轻敌了。轻率、盲目、自以为是是一切战争的大敌。袁立根本不明白自己从答应浙江蓝的邀约开始,就已经进入了一场战争。她以为自己是有主动权的那一方,确定无疑将会赢得在这一方舞台上的胜利,即使不胜利,她也不在乎,因为她的演技是已经公认过的,无须浙江蓝、无须台上几位评委再来圈定。

我们看到,袁立在舞台上被毫不客气地pass掉以后,她也是毫不在意地下了台。不管她有没有得罪浙江蓝,她在这个台上毫不在意地下台本身就会被理解成对这个舞台的“轻蔑”。她没有遵守一场娱乐巨轮中的戏骨精神,胜利者无论是否真的开心,都要显得欢天喜地泣不成声;失败者无论是否真的难过,都要悲伤难耐泪如雨下。

她低估了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一档当红节目自带的战斗力。除非体制本身以及粉丝的立场,几乎没有谁可以阻挡一档当红娱乐节目的力量。袁立并不是唯一受过伤的明星,无数明星、甚至包括平常看似气场宏大的艺术家、文化人,都被综艺diss过。被侮辱被损害是娱乐绞肉机里的常态,你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就赤手空拳上了战场,不被手撕怎么可能。

作为一个明星,对自己所生存的这个生死场没有清醒的认识。我只能说,袁立的人生太顺风顺水了。

假如她像章子怡一样经历过诈捐门、经历过一场世界瞩目的失败恋爱,假如她像宋丹丹一样,现场改剧本改与编剧手撕起来、被某人抛弃过且老死不相往来……她大概会明白,自己牌儿再大,也只是娱乐圈的一个小小棋子。

如果她不是那么幸运,或者,她对这样可怕的娱乐事件避之唯恐不及,哪里还会主动开启它。可惜,她已经开启了,再多的兄弟伙挺她,也无法把她从这架绞肉机上揪下来。

 

二,经纪人去哪儿了

自从袁立以揭黑开启这场与一家实力电视台和一档热门节目的战争,我就替她捏着一把汗。一方面,觉得这真是一个好姑娘,做公益是真做,与浙江卫视接触的整个过程,也确实属于被动出击,被动伤害,被动还击;另一方面,也觉得,这种被动作战也太不寻常了,这姑娘怎么就好像一个素人一样,一点保护自己的意识和措施都没有呢?

我不禁想问:袁立的经纪人去哪儿了?从袁立亲自出面手撕浙江卫视编导来看,袁立作为一个知名演员,竟然似乎没有经纪人帮自己,要亲自去面对这世上的明枪暗箭,这对一个明星来说,简直就是送命的节奏啊。

明星之所以成为明星,维护脸面和体面是最重要的公关原则。面子上的事情由明星亲自做,里子上的讨价还价一定要由经纪人去做。如果你自己把讨价还价的事情都做了,谁还能在之后帮你讨回公道呢?

你觉得跟一个小编导很熟,小编导不会欺骗你一个大明星,就亲自把上节目这么大一件事定了。问题是,小编导并不归你管,到了关键时刻,她得听她老板的。

所以,每一个优质的明星必然明白,属于讨价还价的事情,是必须要假以他人的,不管是多熟的朋友,熟归熟,照样要让经纪人去处理生意上的事。

你作为一个明星,如果连这个都不懂,被人欺骗、手撕那可真是分分钟躲都躲不过去。

除非,你真的不想做一个明星了。那又是另外一个话题。

 

三.袁立事件的正面意义

比赛前要求知道自己是什么名次,这大概是中国特色的娱乐圈潜规则吧?

这个潜规则包括,不给奖就不来参加,给的奖不能低于自己的咖位,不能跟比自己资浅的人同台领奖,不能跟自己讨厌的人同台领奖……等等等等。

袁立参加《演员的诞生》前,应该是接受这个潜规则的。所以她也做了一些讨价还价的事情。只不过,因为低估了和一个体制内的娱乐巨轮讨价还价的难度,她在没有合约的基础上去讨要这个公道,根本就不可能完成。本来就是潜规则,何来明要之理呢?

但是,假如很多人因为袁立事件开始反思这种潜规则,对娱乐业是有价值的。

这种规则看起来给参加者上了保险,保护了参选者的利益,实际上从根本上否认了评选的意义。试问,一个奖项如果是一个演员或者一个导演就可以左右的,那这个奖不就等于自己颁给自己吗?价值在哪里?如果参赛者想拿一个可以写在合同里的绝对保险的奖,还不如自己去琉璃厂定制一个,保险可以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拿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双规”奖,不称心的话还可以返工重做。

更可悲的是那些纵容或默许这种预知结果、渴望潜规则的评选机构或比赛机构,你们把整个行业的风气带坏了,以至于每一个明星或名流养成了跟评选或比赛讨价还价的习惯。讨价还价变成了中国式评选的常态。

如果说任何一个奖项把任何一个明星的需求大于自己的评选规则,这个奖项或评选就是垃圾,那在中国,几乎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奖项,有的只是一个又一个垃圾奖项,一个又一个以奖项为名把明星或名流聚在一起展示自己的咖位的大爬梯。最不可思议的是,这种不把奖项本身的规则和荣誉当一回事的评选机构比比皆是,国家级奖项尤甚,因为是国家的,不是任何一个评委的,所以评委们糟践起来不心疼。

真正有胆量有自信的明星,应该从袁立事件开始,对所有可以协商的奖项或比赛说不。这样的比赛必然是辣鸡比赛,即使获得了荣誉,也是辣鸡荣誉。不然,你去跟奥斯卡协商一下试试?

很多明星都想得奥斯卡,但是,奥斯卡并不想你。只有从拒绝协商奖项开始,中国影视界才能诞生奥斯卡那样的奖项,中国影视人才能有真正的荣誉。

 

结语:

袁立,真的心疼你。但是,正因如此,想给你以及像你这样踏进娱乐圈的姑娘一个建议——

当你进入娱乐圈时,你已经押上了你全部的尊严和身家性命,必须做好时刻战斗的准备。

从来就没有一个只有鲜花没有陷阱的娱乐圈,哪里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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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新疆收集生物特征信息

根据新疆当地政府官网公布的文件,中国在新疆展开了人口精准登记核实工作,收集所有 12 至 65 岁居民的 DNA 样本、指纹、虹膜和血型。该文件由自治区人口服务管理和实名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对于人像、指纹、虹膜等生物信息,《工作指南》要求党政官员组成联合工作队,以入户采集或设立固定采集点集中采集等方式,通过专用移动终端(APP 软件)进行采集,同时查核户口信息。而 DNA 和血型由各地卫生计生部门负责,“依托” 全民健康体检工程进行采集。《工作指南》要求,收集生物信息的工作必须滴水不漏:“官员必须 “确保村不漏户、户不漏人、人不漏项、见人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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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军的本命年:轮回中的挫败、幸运和逆袭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首席人物观(ID:sxrenwuguan),作者:小芳、江岳,极客公园已获转载授权,转载请联系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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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充满戏剧性和命运攸关的时刻往往只发生在某一天、某一小时甚至某一分钟,但它们的决定性影响却超越时间。

即将迎来 48 岁生日的雷军对此大概是深有体会的。以 12 年为一个轮回,他在过去 4 轮时光里经历过无数这样的关键时刻,初遇求伯君算是,在中关村喝下那碗创业的小米粥自然也是。

而更多关键时刻集中出现在他的本命年里。

与「轮回」类似,「本命年」是国人信奉的另一个概念,民间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本命年要么走运要么倒霉。互联网圈也不能免俗。去年,当 48 岁的李彦宏因为百度的种种负面屡上黑榜时,关于他本命年不好过的议论一度风靡坊间,今年百度逐渐好转的局势似乎也成了这种论调的变相证据: 看,熬过本命年就好了。

对于雷军来说,本命年似乎就没那么可怕。除了 24 岁那年在金山搞的盘古组件不太顺遂,此后的两个本命年他都收获颇丰:36 岁时,他投资了 YY 等一批明星公司,后来赚得盆满钵满;48 岁这年,他带领小米上演了一场绝地反击,得以自豪放言,「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在销量下滑后能够成功逆袭的,除了小米。」

发生在雷军本命年的故事,总离不开名利和财富。不管走运还是倒霉,你都能从中窥到这位老牌劳模的生存逻辑。


雷军在 24 岁那个本命年的开端看起来也是极好的:北京大学出版社 1 月新书《深入 DOS 编程》的作者栏里,年轻的雷军赫然在列。

那是 1993 年,雷军在金山工作 1 年多,是金山公司北京开发部经理。同年,在南方,马化腾刚刚从深圳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在一家公司谋了份软件工程师的饭碗。

在雷军眼里,「WPS 之父」求伯君一度就是成功的代名词,早在大学时,他就拉上两位同学创办公司,模仿金山汉卡业务。两者最终在 1991 年中关村的一场计算机展览会上初识。或许是因为偶像光环的作用,雷军对这位「中国第一位程序员」印象深刻:身着一件黑色呢子大衣,光彩照人。与偶像吃过一顿烤鸭后,雷军在 1992 年初加入金山,他在招聘信息上打出的口号是「求伯君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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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雷军与求伯君

当时金山公司北京开发部设在了四通公司李文俊的私宅里,但雷军是有野心的。在武汉大学他就是学霸:用两年时间修完了大学课程,并成功席卷武汉大学所有奖学金,进入有「让程序员成功」光荣传统的金山,只是他进阶的第一步。

他当时的目标应该是成为求伯君、鲍岳桥、吴晓军、王志东那样的人物——他们大多凭借极强的单兵作战能力和毅力,使自己的作品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比如王永民的五笔字型、王江民的 KV 杀毒、鲍岳桥的 UCDOS、周志农的自然码输入法、王志东的中文之星等。

1993 年成为雷军自证的关键一年。机遇和挑战同时摆在了这个年轻人面前:微软的 Word 来势汹汹,金山 WPS 首当其冲受到威胁。人们曾经形容那家老牌互联网公司的作风:微软之下,寸草不生。

被激发斗志的雷军决定反击。从 1993 年到 1995 年,他带着一帮程序员苦熬了三年做「盘古组件」,组件包括文字处理、电子词典、名片管理等 6 个办公软件,取名「盘古」,意为开天辟地,意气风发表达着程序员们想要一战成名的激情和欲望。

期间,雷军把劳模特色发挥到了极致:放弃了所有节假日,几乎全天工作。即使这样,他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勤奋。团队的核心程序员陈波被他视为楷模,后者上班时间「连水都不喝,女朋友的电话都是中午去接」。

事实上,这是一场赌博。

金山为此付出了 200 多万的成本,赌赢了,就是一家本土公司击败海外劲敌的励志故事,年轻的雷军也能跻身程序员的传奇殿堂;赌输了呢?当时熬红了眼的雷军可能没时间考虑过这个后果。

用现在流行的话讲,雷军在这个项目上「all in」了。1993 年,Window 系统在国内呈蔓延之势,雷军判断:DOS 系统没有希望了,金山没有必要继续做基于 DOS 的开发。但此后的事实证明,这个判断下早了。后来刘韧在《知识英雄》一书中感慨,金山在 1993 年就停止 DOS 的开发,相当于「把直到 1995 年才最后达到辉煌的 DOS 中文平台的主战场拱手让了出来」。

雷军甚至放弃了被大众熟知和接受的 WPS 这个 IP,等到 1995 年春天,金山北京开发部和珠海总部都激荡着即将亲手开启新时代的亢奋。4 月,「盘古」这个全新的名字登上了多家报刊的广告版面,雷军还准备了一篇新闻通稿,邀请了 20 多家媒体参加发布会。

结果却是:雷军被现实灌了一瓢冰水。

大家对「盘古」并不买单,产品发布半个月后还有用户打电话来问「盘古组件」到底是什么东西,6 个月后,盘古组件只卖出 2000 多套,很多程序员心灰意冷,雷军更是深受打击,「那年,我失去了理想」。他一度不愿提及此事,当时研究生毕业不久的周鸿祎偶然提到「盘古组件」不好,雷军马上拉下了脸。

如今看来,1995 年春天那场失败的种子,是雷军在 1993 年埋下的。他在人生的第二个本命年选择了激进,并为此付出代价。类似的错误,他没有允许自己再犯第二次。


36 岁的雷军仍然在忙碌,和 24 岁时埋头写代码的程序员不同,此时他的身份已经是金山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一位记者曾经回忆自己在 2005 年时见到的雷军:双眼布满血丝,看起来就是一位常年过度心累的管理者。他用着一部诺基亚黑白小手机,挂着手编手机链,喜欢在采访中反复阐述着自己的理想,末了还热心向记者传授提问技巧。

他依然是一位完美主义者——2004 年确定网游、杀毒、办公软件三项核心业务后,金山正在全面向互联网转型。向记者介绍蓝图时,他一边描述一边瞄着对方笔记,担心没有完全说清楚,最后索性拿过本子,整整画了两页纸。

对待一场采访尚且如此较真,金山上市压力给雷军带来的负担就不难想象了。

金山内部早在 1999 年就有香港上市的声音,但等它辗转香港、大陆、美国纳斯达克又回到香港最终上市时,已经是 2007 年了。「其实 IPO 只是企业发展的一个阶段,但对我来说却像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雷军后来反思,整个金山都被上市拖疲了。

雷军心里是有不甘的,「我也不比别人笨,我至少也比别人勤奋,为什么我弄个企业就这么磕磕绊绊不容易?为什么他们弄个企业就挺容易。马云挺容易的,陈天桥也挺容易的。」还有人总在问:如果金山不上市,那些跟了你 16 年的兄弟怎么办?网易、盛大都上市了,为什么金山的员工还在受穷?

为了上市,金山上下搞得都很苦,2005 年 9 月 14 日,「金山毒霸」宣布正式进入日本市场,但在日本工作的员工几乎每周都有两晚在酒吧度过——加班太晚,住在郊区的员工舍不得支付日本昂贵的打车费用,大家就一起在酒吧聊天、打盹。

那段时间,金山勒紧裤腰带准备在大陆主板上市,但是上市的条件之一就是企业连续 3 年都盈利。「那时我们有钱都不敢花,因为一花就会产生费用,马上就亏损,也就达不到上市的要求。」

曾经有员工跟雷军开玩笑,「雷总,我从进入公司的时候就听说咱们金山要上市,每年过年我都和家里人说,但是等啊等,现在家里人都不信了。」

重担最终在 2007 年 10 月 9 日金山上市那天卸下。凌晨 6 点,雷军临时换掉公司提前准备好的《致全体员工信》官方版本,亲手重写了一封致全体金山人的公开信。两个月后,他离开金山,在中层沟通会上连续鞠躬三次,平复会场复杂情绪。

「我终于把债还完」,一语道尽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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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雷军及金山高层在联交所合影

不过,在第三个本命年前后那两年,雷军的副业已经是天使投资人。人到中年,雷军似乎渐渐看清楚:求伯君、王江民等个人英雄式的成功已经很难复制,跟那个时代的技术改变命运一样,资本也可以是撬动时代的有力杠杆。加上手持 2004 年卖掉卓越网的巨额资金,雷军有了入场的本钱。

雷军的第三个本命年,是中国互联网关键的 2005 年——中国网民首次过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互联网大国。浪潮汹涌之下,互联网公司赴美上市潮兴起,BAT 正在憋着劲圈地筑墙,到处都是一副生机盎然的景象。

雷军在这年做出了几个重要决定,比如投资 100 万美元入股欢聚时代——七年之后,欢聚时代赴美上市,持股超过 20% 的雷军获得了超过百倍的收益。这一年,他花 50 万美元参与投资的拉卡拉公司也注册成立,只因创始人孙陶然在他看来是「做什么都成,无论做什么我都投」的存在。类似的评价,他在那年还送给了开始做「我有网」的陈年。

在老朋友周鸿祎看来,雷军的天使投资过于谨慎,「天使投资本来是件感性的事,他做天使投资比人家做风险投资还严谨」。雷军的投资原则就是两条:不熟不投、只投人。相比之下,今年风头正劲的投资人周亚辉就不同了,后者有一句名言,「小富靠勤,大富靠命,投资独角兽大多靠运气。」这似乎也是现在很多天使投资人的心态。

不过,仅仅金钱上的成就是无法满足劳模雷军的。他刻苦自律得像台工作机器,无法接受自己不优秀。做投资在某种程度上被他视作看赛道的学费——

「我想做移动互联网,但是我不懂,不懂就要交学费,最好的办法就是看看别人怎么做,在 UC web 看过之后,我对这个行业已经熟透了。」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在销量下滑后能够成功逆袭的,除了小米」。2017 年,站在第四个本命年的夏天,说出这句话的雷军内心应该是骄傲的。

「我不是一个善于在逆境中生存的人」,他曾经坦言自己害怕落后,担心一旦落后就追不上。但担心的事情总会发生,墨菲定律在雷军身上再次生效了——从 2015 年开始,小米业绩遭遇下滑,到 2016 年势头更加明显,出货量和市场份额双双下跌。

雷军不得不硬着头皮挑战落后带来的恐惧。

聚焦、补课、探索成为雷军整个 2016 年的关键词。那年春天,位于五彩城的小米办公室笼罩在低气压中,素来严苛的雷军一反常态给出了「去掉 KPI」、「开心就好」的安慰。随后,他请回黎万强,罢黜高管整顿供应链,请明星代言,布局线下和海外市场,努力扳回局面。

或许是因为接近知天命之年,或许是因为挫折磨平了他的傲气,低谷中的雷军反倒不像当年背负金山上市压力时那么紧张和焦虑。他埋头补课,同时学会了自我安慰和宽慰别人——

2016 年 10 月,他请小米早期员工吃饭,席间称「不管外界怎么看我们,我们今年肯定比去年强大,比前年强大,比大前年强大」;2017 年 2 月,他又在参加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时说「我都躺在地板上了,没有人能击败我」。

局势在 2017 年渐渐明朗起来。

年初,雷军宣布了小米要年入千亿的小目标;10 月,他把小米的预期销量从年初的 7000 万台上调到 9000 万台;12 月,关于小米与投行商讨 IPO 事宜的消息流传于坊间。除了缺货的老问题,外界唱衰小米的声音渐渐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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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雷军在小米年会定下收入破千亿的"小目标"

有媒体人感慨,雷军之所以是雷军,不在于他能够预测风口,而在于风停了之后他还能飞。

雷军还能飞多高,这个答案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走到第四个本命年,雷军似乎已经放下了自己当年对身份的纠结——金山上市后两周,他曾受邀参加一场电视节目采访,却感慨,「我坚信因为我是金山的总裁才被邀请的」;「真的希望将来因为我是雷军,所以我才有机会坐在这里。」

如今雷军已经不再需要过多的身份标签。为了专注补课,去年他还辞掉了欢聚时代董事长、董事一职。「雷军」这个名字,已经比商业公司里的多数职位有分量。他在今年 2 月的一场采访中也提到:「我不希望大家现在都能理解小米的商业模式,我只希望 10 年、20 年之后,当大家提到中国零售效率、制造变革时,记得有『雷军』这么一个名字就好。」

事实上,回首雷军成年后的三个本命年你会发现,如果没有 24 岁的那道槛,命运让雷军在金山就完成了狙击微软 Word 的使命,或许也就不会再有他在 36 岁和 48 岁时的故事和历练了。

所谓五十而知天命,不过是每 12 年一个轮回来回修正的结果。

而时间对雷军的改变,也写在他创立的那些产品和公司名字里——盘古、卓越到小米、顺为,背后有事业的大起大落,也有执着和放下。

生日在即,素来简朴的雷军大概也没时间为自己准备什么庆祝活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上海东方明珠塔下的小米之家将于雷军生日(12 月 16 日)当天开业,这也是小米之前在国内的第 258 家门店。

灯光亮起的那瞬间,雷军是否会想起那些本命年里的关键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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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刚废除了一项规定 惹得网民高呼“互联网已死”

上月底,加州民众举行游行抗议废除网络中立。来源:视觉中国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周四以3票对2票的投票结果废除了一项名为“网络中立”(Net Neutrality)的规定,引起网民和网络公司一片哗然。

投票结果出来后,大批网民惊呼“互联网已死”。名为Anand B的推特用户这样写道:“互联网安息吧。令人惊讶的是三个人就为数百万人做了决定,他们就这样废除了网络中立规定。民主在哪里?”

推特用户Shelby Reilly说,“没有#网络中立,互联网就变成了阶层问题,较低阶层没有途径获得成功,而较高阶层掌控了我们获得的信息。”

为什么废止网络中立规定会引发网民和网络公司如此大的反应?

什么是网络中立?

“网络中立”是2015年初由奥巴马政府颁布的一项网络管理规定,要求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所有互联网用户可以按照自己的选择访问网络内容、选择服务商等,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不得从商业或其他利益出发控制传出数据的优先级别,从而保证网络数据传输的“中立性”。

也就是说,ISP必须对所有网络内容一视同仁,不得故意地对特定网站或者应用程序提高或降低网络速度,也不能对自己的网络内容有所偏待。用视频网站Vimeo法律顾问谢(Michael Cheah)的话说就是:“要让消费者来决定赢家和输家,而不是宽带运营商。”

然而,今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FCC新主席帕伊(Ajit Pai)表示将废止规定,周四FCC的五名成员定就此进行了投票,其中三名委员为共和党人、两名为民主党人。投票只要超过简单多数就能够推翻网络中立原则。正如外界所料,最终投票以3票对2票的结果通过了废止“网络中立”的决定。

12月14日,FCC举行有关网络中立规定的投票听证会。来源:视觉中国

参议员桑德斯在推特上指责说,这是对民主恶劣的攻击,废除网络中立保护意味着互联网将会被卖给出价最高的竞标者。当我们的民主机构已经危在旦夕的时候,我们必须尽所能阻止该决定生效。

视频网站Netflix对FCC的决定表示失望,它在推特上发文称,网络中立的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创新、公民参与时代。这将会是一场更长期法律之战的开始,Netflix将和所有大小创新者站在一起,反对FCC这项误导性的决定。

另外一家视频网站Vimeo称,FCC选择无视公众意见,以损失创新者的利益为代价,通过一项政策让少数大企业受益,这令人很沮丧。我们期待在法庭上挑战这个误导性的决定。

网民和网络企业反对废除“网络中立”规定

让网民和网络企业担心的是,“网络中立”原则被推翻后,Verizon、Comcast和AT&T等网络服务提供商可以有选择性地为各类网站提供不同网速,为那些他们喜欢的网站提速,同时降低那些他们不喜欢的网站的网速,还可以为更高的网速收取更高的价格。

还有一些初创企业认为,没有网络中立规则,可能会推高它们的运营成本,或者让其内容被屏蔽。

而普通的消费者也担心,宽带运营商和电话公司今后将可以控制人们在网络上浏览的内容,而且对网络企业收取的更高的费用最终将会被转嫁给消费者。在投票的当天,数十名抗议者聚集在华盛顿抗议FCC的决定。当天的投票听证还一度被中断,警察突然要求参加听证会的所有人离开房间,只把随身物品留下。

最近数月以来,反对者在网上网下举行了各种活动,呼吁保留“网络中立”规定,称废除该原则就意味着现在这样的互联网将不复存在。网上一项名为“拯救网络中立”的请愿活动目前已经征集到了200万人的签名支持。

ISP热烈欢迎FCC的决定

FCC决定对于ISP而言却是好消息。长期以来,网络服务提供商一直在进行游说,要求废止网络中立规定,称这个规定太过严苛,不利于对宽带网络的投资。它们宣称,在2015年颁布网络中立规定之前,基本没有监管的互联网也发展得很好。

一旦网络中立规定被废止,像Comcast和AT&T这样的企业就可以屏蔽对手的应用程序、令竞争对手网站速度变慢,还可以为那些出价高的网站提供更高的速度,而它们所要做的就是在网站上公布自己的政策,或者告知FCC。

不过,已经有ISP企业承诺说,网民们的互联网体验不会有什么变化。AT&T对于FCC的决定表示欢迎,公司高级执行副总裁奎因(Bob Quinn)在一篇博文中称,互联网明天依然还会像往常一样运作,公司不会屏蔽任何网站,也不会根据内容实行有差别的网速。

帕伊在当天的听证会上称,废除网络中立的决定将推动创新,鼓励ISP为住在偏远地区的人投资建造更快的网络连接,他称这项决定是“恢复互联网的自由”。

帕伊在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前,曾在电信运营商Verizon担任过律师,反对者表示,帕伊的这一工作背景令其面临明显的利益冲突。Verizon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之一,废除网络中立原则无疑会让该公司受益。

也有网友对于FCC的这一决定不以为然,认为其他网友有些反应过度了。推特名为HingleMcCringleberry的用户称,“我觉得美国人对于‘网络中立’有些过了,2015年前社交媒体也没有收我们的钱呀?至少我所知道的都是免费的。”

FCC周四的投票结果并不意味着网络中立规定会立刻被废止。反对者们已经在酝酿就此提起法律诉讼,纽约司法部长施奈德曼(Eric Schneiderman)已宣布将领导一个有多州参与的诉讼。还有一些人希望国会能够推翻FCC的决定。民主党参议员马克伊(Edward Markey)在FCC投票结果出来后不久就宣布,他和其他15名参议员计划推出一项决议案,推翻FCC的决定,重新恢复网络中立规定。

美联社援引民权自由组织Demand Progress发言人斯坦利(Mark Stanley)的话说,国会推翻这一决定的胜算还是比较大的。

 

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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