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孟老师

Broadcasted at April 8, 2016 at 11:10AM:
如今或许还有这样的老师,只是遗憾我未曾遇到。

我本来是不应该认识孟老师的。

2001年,我在寝室夜谈里第一次听到孟老师的名字。当时有同学说“公共选修课的《法学概论》讲得真好,那个老师叫孟繁超”,开始我不怎么在意,慢慢才发现这么说的人还不少。那个年月网上的资料正丰富,出版管制也不那么严格,刚进大学不久的我正自由自在地看得过瘾,心想“大学里的法学概论讲再好,能讲些什么,还不是教科书上老一套”,所以这种课,不听也罢。

但生活就在这么奇妙。那年冬天,有天中午我吃过饭正准备午睡,忽然有人敲门问“计算机系有位叫余晟的同学在这里吗?” 大中午的谁会来找我?我正好奇这个问题,门一推开就有同学喊“孟老师,孟老师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孟老师,中年人,国字脸,身材高大,打扮很精神,披在身后的深色大衣让我一下子想起电影里的斗篷。他笑眯眯地说“你是余晟?听同学说你搞电脑很厉害,我家的电脑坏了,想请你去看看。”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下着小雪,我一路跟孟老师走过去,一路琢磨该怎么告诉他,其实我不只是个搞电脑的“工人”。于是我故弄玄虚地问他“孟老师我问你个问题啊,你知道现在有很多搞经济学的人在研究法律吗?对于很多法律问题经济学都可以给出全新的解释。比如性交易的合法化,这在他们看来不是个单纯的道德问题或者法律问题……”

估计这个话题有点让孟老师意外,他一下子来了兴致:“没想到你还关心这种问题。对,你说的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你知道吗?现在红灯区抓得不那么严了之后,强奸罪的犯罪率都有明显下降呢……”

瞬间我就服气了。孟老师真是不简单,不但能接受“离经叛道”的观点,还能讲出一大堆道理,有逻辑、有数据、有条理,之前看报纸和网上的文章,顶多了解些“惊世骇俗”的观点,孟老师却可以把它们掰碎了讲,还能让你从不同角度来审视,真功夫应该就是这样。

到了孟老师家里,发现电脑不过是一点小问题,我三下两下弄好。忽然又发现他还有扫描仪,这对我来说可是个好东西。当时学校图书馆有不少老书,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出版的关于苏东和共运历史的,因为年代久远没有电子版,只能借出来看,还不方便和人讨论。于是我就厚着脸皮说:“孟老师,扫描仪能借我用吗?我想扫描点东西。” 他倒答应得挺痛快:“那当然没问题啦,你来之前跟我说一声就是。”

这个结果是我想要的,但也很让我意外——以前其他老师有什么事情找我,都是托人来或者简单打个电话,哪有人亲自上门的,更不用说拿学生当自己人,借自家扫描仪给学生用了。所以我很快抓住机会去扫描,印象最深的是阿·阿夫托尔汉诺夫的《苏共野史——党治制的由来》。我从图书馆借了这本灰扑扑的书去扫描的时候,还跟孟老师专门聊起这个话题,视野又开阔一层。

既然孟老师这么没有架子,又有水平,我迅速就和孟老师混熟了,隔三差五去找他聊天。那个年月各个高校的BBS都还火热,我一边混迹各大BBS找人讨论,一边恶补文史哲的常识。相比那些单纯“自学成才”的网友,我的发言基本总能保证信息含量,又不会出格,其实那都是孟老师调教的结果。

孟老师给了我很多指点:看了《社会契约论》还得看《政府论》,《政府论》只看下部就可以,《论法的精神》就得看上部……我曾经尝试不“盲从”他的建议,可是结果明显不如“盲从”,不是读了奇特的观点就是遇上过时的方法,所以“盲从”还是好处多多的。如果不是孟老师点拨,我对着书店里那一长排商务印书馆《汉译经典》系列只能毫无头绪;如果不是孟老师点拨,我也不会想到有些书只要看其中的一部甚至一部分就可以;如果不是孟老师点拨,我也不知道把握不好那些经典思想的分寸和局限……

孟老师跟我谈的很多都属于人文科学里的启蒙知识,但谈起法学来他显然更加在行,我也确实从孟老师那里认识了法律是怎么回事,认识了法律研究者应当有怎样的前瞻性和逻辑思考能力——2002年出台的《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里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终生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当时孟老师接受了媒体采访,他指出这个条例会有操作困难,可能引起一些法律纠纷。比如非婚生子女在尚未成年时,母亲意外身亡,那么谁应当承担抚养责任?如果生理父亲年老体衰,这个孩子是否应当承担赡养义务?…… 这样思考问题的方式,我之前从来也没有考虑过,但是对孟老师来说就是“功到自然成”。

更奇妙的是我和孟老师的关系,我从来没经历也没有设想过会有这样的师生关系。因为我不是法律系的学生,法律系也不在这个校区,所以没法走“正式途径”跟孟老师聊,我只能隔三差五厚着脸皮打电话问:“孟老师啥时候有空,我想来找你聊聊”。每次他都是特别热情地说“你直接来就完了嘛,搞那么客气”。在那个暑假,我经常早上八九点就去敲他家的门,穿睡衣的孟老师打开家门,给我拉过来一把椅子,自己坐个小凳,我们就这样聊上大半天,中午他随便弄点饭吃,下午我再心满意足地回去。

与孟老师熟悉,除了精神的回报,还有物质的好处。外头有朋友咨询法律问题,因为热心肠的他从来也不收钱,所以只能请他吃饭(后来我才知道,他喜欢的电脑也是人家“馈赠”他的淘汰货)。遇上饭局,有时孟老师就叫上我一起,跟其他人介绍说“这是我学生”。其实他们聊的很多问题我一点也不清楚,权当下馆子好好吃一顿。我想孟老师肯定明白这点,但他一点也不在意,总是很开心的样子。

后来我才知道,孟老师是八十年代初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先在省检察院工作,然后才到高校教法学。在下海经商成为热门的那个年代,他却逆潮流而动跑到当时“清贫”的高校教书,原因只能是他喜欢钻研法律问题,又喜欢和学生交流。这或许也是孟老师得天独厚的优势所在:有过社会工作经验,所以不会成为空谈理论的冬烘;是非分明又乐于钻研,所以他没有沾染混社会的市侩和浮夸;特别喜欢和年轻人打成一片,所以深受学生爱戴。那时候还不流行“粉丝”的说法,但是从物理系到历史系,从外语系到音乐系,到处都有迷恋孟老师的学生,他的选修课永远需要提前抢占。

如果说其他人迷恋孟老师是因为他的课讲得好,我跟他亲近理由就要更多上几分:他这人一点架子也没有,而且特别愿意为别人考虑,关心学生全面成长。聊聊理论他就会给你举个实际的例子让你知道空有理论不行;聊聊现实他忽然又会说你该看什么书,某某学派有这种观点;而且有时跟他聊正经的聊多了,他就说“你一个学计算机的学生你跟我聊这么多法律干嘛,去,好好弄你的专业”;有时候给他修电脑,他又特别有兴趣问我法律相关的技术问题。所以跟他聊天,怎么聊都不会乏味,更与偏执无缘。离开学校许多年之后,我见过一些丑恶的勾当,不告诉年轻人现实的危险,反而怂恿年轻人去冒险。两相对比,我才更深刻地理解孟老师的好心,他希望学生能有健全的是非观,又能避免不必要的伤害。

那年暑假我有个同学病了,做手术需要一笔大钱。学校本来给每个学生上买了医疗保险,但暑假找不到人办这些手续,我们四处求助遇到的都是冷脸,只能打算先自费解决。情急之中我想到给孟老师打电话,他立刻告诉我应当怎么办怎么办,先找谁再找谁,要怎么说,最后还叮嘱“一定要按我说的做”。我们照他的建议去做,最后果然顺利解决了问题。

这样的事情其实不只一起,因为孟老师就是这么个人。前些年有个学生陷入了传销黑窝点,按“常理”这种事情只能辅导员去解决,一般人谁都不想沾边。但有同学求助孟老师,他就立刻把这当成自己的事情去想办法出主意,告诉同学应该怎么怎么办,家长应该怎么怎么办,还不忘提醒注意保住学籍。难怪,孟老师的好口碑是一以贯之的,不只一次被评为最受学生喜欢的老师。

对我来说,能跟孟老师聊天的日子就是幸福的,当时孟老师已经评为教授了,业余还有很多写作任务,但他就是有时间和耐心与我聊天。而且,有时候这种幸福还会加倍。有一次我说起在学校里我觉得最好的老师就两位,一位是他,一位是王老师。孟老师就问我“哪个王老师”,我说“中文系的王确老师啊”。他说“我以前不认识,就在你们学生辩论会上见过一次,他是评委我也是评委,我听他说话就知道这人很不错”。这个回答真是让我喜出望外,在学校里我关系最亲的两位老师,竟然还有这样的渊源,那种幸福感真是无以言说(现在我和王老师仍然有联系,回忆王老师的文章在文末)。

到了2003年,我才忽然听说孟老师调去南京了。当时我非常失落,心想孟老师怎么就抛弃我们,自己跑去南京了,甚至对南京的同学有些怨念。许多年后我问起他原因,他半正经半不正经地说“我被骗了呀。南京他们让我去看的时候,都五月份了。你想南方五月份多好呀,春暖花开的,东北的雪还没化完呢,所以我就决定去南京。哪知道去了才发现,南方夏天那么热,冬天那么冷还没有暖气,比东北可差远了……” 孟老师讲话就是这么好玩,讲起法律来他头头是道,讲起其它问题他又是那么简单轻松。

我毕业了去了北京工作,我给孟老师写邮件汇报了自己的情况。他很快就回复说“北京是好地方,我就是在那里读的大学,我很怀念那里的环境,只是现在去不了北京工作,你运气好,要好好珍惜”。没有日常的幽默,只有深深的关怀。所以一看到他的文字,那个和蔼亲切的孟老师又出现在我面前。

2010年我因为工作关系到了上海,心想这下离孟老师近了,该有机会见面了。但我们也一直是电话联系,直到有一次我要去北京,我才计划回程中途去南京见孟老师。他接了我的电话很高兴,说“我去给你买动车票,你有动车票了回上海就方便了”。过了不久他又打电话过来告诉我,动车票已经买好了,让我放心。他还热心地发短信告诉我出南京站应该坐25路到御道街下,他就在那接我。

那应该是7年后我们再见,我一直在想“孟老师现在变了多少”,结果他忽然骑着自行车就来了,还是一样的精神。孟老师带我在学校里逛了一圈,照例去照看照看他的电脑,然后去食堂吃饭。这次久别重逢,一点也没有陌生感。孟老师待我仍然像以前那样随和热情,好像7年的时间只不过是寥寥数天。他也依然有那么多学生喜欢,走在学校里仍然随处是与他打招呼的同学。原来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是之前那个孟老师。

2011年的冬天我又南京找孟老师。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冬至,他要请我吃饺子,于是我们在学校外一个小饭馆里吃了顿饺子。我看到周围各桌都是同学,不由得感叹大学里总有一代代新人。孟老师也开玩笑似的发了点感慨说:“还是在北方的学生好,这么多年过去了还记得孟老师。现在南方这些小孩,别看有人当面叫得尊敬,毕业了就不认识你了。再说90后小孩都不叫我孟老师了,‘老孟’、‘超哥’叫啥的都有,我答应也不是,不答应也不是”。他一边说一边笑,我也忍俊不禁,而且我确信他其实不生气。因为在路上有同学叫他“老孟”,他也一样很开心地打招呼嘛。

之后我们就一直是电话联系,每年打一两个电话,他总是很热情很随和,我也大着胆子和他开开玩笑。2015年夏天我给他打电话说“孟老师你来长沙玩嘛,我给你包了,食宿都包”,他说“长沙我以前去过呀,现在没事我上长沙干嘛,还给你添乱,再说我来也不用你包”,我说那我只能来南京看你了,他问我什么时候去,我说“明年吧”。每次我照例还要问他身体如何,让他注意保重,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没事”。我一想到他特有精神,摇杆挺得笔直的样子,就觉得他应该真的没事。

转眼到了2016年,四月份的清明假期,我想正好有时间去南京转转,跟孟老师好好聊聊。可是连续一周,孟老师的电话总是关机,发微信也不见回,以前总能联系上的邮件也没消息。眼看就要到四月份了,我必须联系上孟老师。

我在网上搜索孟老师的消息,最新的消息官方消息都是2014年的。还有就是学生夸他的文字——有个同学说自己论文答辩时着急和答辩老师争了几句,只见坐在一旁的孟老师满脸严肃。答辩结束这个同学赶紧去找他承认说“孟老师我错了,我不该意气用事的”,没想到孟老师噗哧一下子笑出来:“你呀,明明知道事情的道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这将来怎么能行呢?” 看到这段文字我很确信,这就是当年那个孟老师,这么多年了他一点也没变。可是,孟老师他去哪里了呢?

学校里找不到人,我好不容易联系到孟老师兼职的律师事务所,才听到孟老师已经去世的消息,那一刻我如听到晴天霹雳,泪如雨下。那个总是乐观热情、精力旺盛、腰杆总是挺得笔直、穿得总是特精神的孟老师,怎么突然就没有了呢?他还那么年轻,我印象里白头发都没见过呢。

几经辗转,我才找到另一位律师,孟老师在南京的学生。虽然我们从未见面,但在电话里一说“我是孟老师以前的学生”,信任感就生长出来。他慷慨答应我去南京他来接待,而且会带我去祭拜孟老师。这样,我才了解到孟老师的情况。

其实孟老师的身体前些年已经有异恙,但依着他要强的个性,教学课程依然排得满满的。我相信那是孟老师自己刻意的选择,因为他喜欢和学生在一起,他可以证明自己的价值,也可以保持一颗敏感年轻的心。然而,他的身体已经不再年轻。2015年5月份以后,孟老师才终于说出身体有些不舒服,情况已经非常不乐观,他的健康备受煎熬,却怎么检查也找不到病因。等到最终发现是淋巴癌,已经进入晚期。2015年7月9日,孟老师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58岁。尽管事发突然,还是有不少学生从全国各地赶去参加追悼会。可惜,我作为孟老师的“编外学生”,一直与他单线联系,所以迟到今年才得知消息。

4月3日的南京刚下过雨,在苍翠而肃静的陵园里,南京的同学把我带到他的墓碑前说“孟老师,我们来看你了”。那一瞬间我泪如雨下,所有与孟老师有关的记忆无比真切地扑面而来:下雪的中午孟老师披着大衣来敲寝室的门,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在长春夏天的早晨,穿睡衣的孟老师打开家门说“进来吧”;在御道街的路旁,孟老师带着火车票骑着自行车来找我;冬至的黑夜里孟老师带着我在学校里穿行,不时有同学叫他“老孟”……

我忽然发现,多年前我对没见过面的南京同学“把孟老师抢走”的那点可笑的小怨恨,早已经消散殆尽了。我又忽然想起何伟在《江城》里写过的场景:他的父亲,一个年迈的美国人,和涪陵县城一个年迈的基督徒,尽管语言不通,却因为同一本《圣经》找到了穿越时空的奇异共鸣。对我们这些孟老师的学生来说,孟老师就是让我们共鸣的圣经。

然而孟老师已经永远离我而去了。他本来打算退休之后全国转转,找找自己“那么多学生”的想法再也不能实现了。南京这个城市对我来说也不再特殊,不再有特殊的想念,只剩下深深的怀念。我漫步在中山门的城墙上,孟老师曾经在这里散步;我穿行在紫金山的树林里,孟老师曾经在这里骑车…… 现在我能做的,只有回忆和祭拜。

孟老师从来没有给我上过一堂正式的课,但我永远都是孟老师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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