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翻译时代的逝去:从翻译家草婴去世说起

Broadcasted at November 4, 2015 at 09:48PM:

中国著名的翻译家草婴去世,引起了许多人对这位老一辈翻译家的怀念以及对那个翻译时代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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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婴生于上世纪初,从事翻译 60 多年,曾经以一己之力,翻译全部托尔思泰小说集,历时 20 多年。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李永平[注1]说:“草婴是一个翻译时代的代表者,它的去世,也可以看做是那个时代的结束。在今天,翻译已经不那么受重视,翻译的时代已经变了。同样的,今天的人们,阅读经典文学的比例,也远远小于那个时代。”

翻译的沦落,文学的边缘,不仅让翻译家们渐渐消失在世人的注意力中,也让文学本身越来越被人轻视。李永平说:“一位翻译家的去世,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新闻事件,同时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我们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翻译,对待文学。而我们今天纪念一位翻译家,与其津津乐道于那么多的逸闻故事,何不去读一读托尔斯泰,何不去读一读那些经典的作品呢?”

消失的翻译时代

作为翻译家,草婴的功底众所周知,在他去世之后,他以 20 多年的岁月翻译托尔斯泰小说集的事迹,让人感叹,这是那个时代翻译家们的风格。李永平说:“在老一辈翻译家中,草婴先生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位,实际上他代表着一个翻译的时代,即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大量引进外国作品的时代。而那些引进的作品,对于我们的文学发展乃至思想维新都曾起到过巨大的作用。”

在他的时代,草婴不是唯一的,或者说,一大批像草婴那样的翻译家们,铸就了他们的翻译时代,在今天这样的人却越来越少。李永平说:“草婴这样的翻译家不少,我记得有一位翻译家,一本小说就翻译了 20 多年,那种精打细磨的精神,那种对文学的尊重,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稀缺的精神。不是因为翻译者的问题,而是市场的问题。有一年诺奖颁奖,一个出版社给我打电话,请我翻译一部获奖者的作品,要求 2 个月完成,我说这不可能完成,但出版社不这么想,他们要追求新闻效应,诺奖颁奖,很快书就要出来,如果隔个两三年,还有什么效应!”

这是一个翻译不再成家的时代,李永平说:“现在翻译不再那么受重视了,原因有很多。比如说懂外语的人多了,这些人可能会选择直接读原著。再如文学的边缘化,尽管一直都有人呼吁,但在这个过于追求经济效益的时代,文学自然不受重视,翻译更是如此。其三是我们对翻译的不重视,包括学术评价体系的问题,在许多大学中,翻译是不算学术成果的,有些研究机构尽管算学术成果,但不算文学作品的翻译。”

翻译是一个严肃的事情,文学翻译更是如此。对此,李永平说:“翻译文学,本身要有文学造诣,文学作品不同于一般的书籍,它的文学性至关重要,因此要在翻译作品中体现出来作品的文学性,需要翻译者有一定的文学素养。但是现在,很多翻译者本身没有受过文学训练,翻译出来的作品问题就很多。”

阅读也在减少

尽管在今天,每年出版的翻译作品数量,远远大于以前任何时代,但真正的翻译家们,却很难再找到生存之地。与此同时,阅读亦是如此,特别是文学作品的阅读。

教育的提升,传播技术的发达,让这个时代的阅读更加普遍,但在这普遍的阅读中,真正文学的阅读有多少,是个不那么让人乐观的疑问,李永平说,“中国人口多,阅读者的绝对数量也大,但比例如何,特别是阅读文学作品的比例是多少,我想需要调查才能知道,但我想从一些细节可以看出,情况并不那么乐观。”

事实上,关于文学阅读,经典阅读的状况,近年来已经有许多调查,结果都不尽如人意,李永平说,“以我个人的经历来看,确实如此。比如有一年我们在德国访问德国著名作家马丁·瓦尔泽,我们当时问他的作品,第一版印刷一般会印多少?他说15万册,如果达不到这个数据,他可能就会觉得自己的作品是不是有某些问题。这个数量其实很大,当时他反问中国作家是多少,我们不太清楚,于是打电话给莫言,那时候他还没获诺奖,但依然是国内一流的作家,他告诉我们第一版大概2万册,如果加上后来的几次重印,或许能达到15万册。德国人比我们少,但是他们的读者要比我们多。这或许也能从某种角度,看到我们文学阅读状况的一角吧”。

长篇小说如此,短篇的阅读更不容乐观,李永平说,“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德国文学的文章,当时调查过一位德国女作家,她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说集,我们收集公开的信息,这部小说集第一版印刷数量是 10 万册,很快卖光,再次印刷,没有多长时间,就达到 25 万册的数量。而在我们这里,这样的成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也有很多不错的短篇小说家,但是他们的书卖一万册就不错了。”

全球范围内的文学阅读,都在不断地边缘化,但在中国尤甚,而这些简单而明显的数据对比,或许能够让我们更多地思考,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要读文学

网络时代,也是一个阅读的时代,但快餐化、碎片化、娱乐化等,一直都被许多学者、评论者所批评。大部头的经典、严肃作品读者寥寥,文学经典和文学作品市场疲乏。

确实,信息大爆炸之下,可以阅读的东西太多,为什么要读文学?李永平说:“这可能是很多人都会问的问题,我在讲课时,常会有学生问我,文学对我有什么用,如果你能说出来,我就做文学研究?而每到此时,我都会告诉他,以有用没用来衡量文学,你永远都做不了文学。”

实用、快速、高效,功利化的阅读在当今时代普遍存在,李永平说:“文学当然有用,但它的有用不是这么用的,不是短期效应,不是眼睛能够看得见的,升职、加薪、赚钱等,甚至也不提供给人新的技能。但是它的作用却不可忽视。在过去,不论中外,文学都承担着重要的教化功能,比如《诗经》,人的道德、教养、心灵的成长等,基本上都从文学作品中来。”

在今天,文学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教化和熏陶渠道,但文学却有着另外的重要作品。李永平说:“文学是和心灵相关联的,它总是在探讨人本身的存在,而且不是以说教的方式完成的,会让人沉醉其中,完成心灵的升华。这种升华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潜移默化的。事实上,文学往往和一个民族的教养、心灵的培育有关。”

阅读托尔斯泰,比任何方式都更能纪念一位接触的翻译家,也比任何方式都能让我们真正了解一个时代留给后人的财富。李永平说:“但是今天,肯这么做的人,恐怕不是太多了。文学提升民族教养和心灵的功能被忽视了,这和我们过去的教化方式有关,但问题就在于,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不能替代的,因为其他的方式,政治的也好,道德的也好,都不能像文学那么真正有效。真正在文学中得到熏陶的人,他的修养是不一样的,他看待生活,看待世界的方式也会更加丰富。因为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审美,它是无功利的,但却从最深处改变着一个人。”

从阅读经典开始

怎样才能让人们重回文学、重回经典?多元时代,当年那种一书出版天下皆闻的情况必然不复重现,但过分地忽略文学,同样也应该引起人们的思考。

李永平说:“数十年对于经济的追求,社会上对于物质财富的推崇,或许很难短时间内改变,要想扭转谈何容易。我想,要真正做点儿什么,可以从学校开始,小学、中学、大学,考虑怎样加强文学的阅读。我们的学生从小学语文,但是语文中文学作品的含量有多少?”

文学的边缘化不仅仅发生在我们的国度,而是全世界的现象。李永平说:“全球都是这样,读者在分流,创作者在分流,甚至研究者也越来越边缘,研究机构也在萎缩,比如北大,过去中文系是非常重要的专业,招生分数很高,现在呢?光华学院才是最重要的。”

文学的阅读需要环境,也需要引导。李永平说:“我想社会、传媒应该多有一些阅读的平台,不论是社区的读书会,还是网上的读书圈,抑或是传媒上的阅读节目、平台等,如果能够多一些阅读的环境,我想文学的阅读状况会有好转。”

重新阅读托尔斯泰,重新阅读文学经典,比关注任何文学事件都有意义。李永平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对文学的关注依然,只是对文学作品的重视变少了。比如诺奖,每年诺奖我们报道文学奖的规模远远要大于报道其他奖项的,这是很奇怪的现象。还有,我们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视有时候更甚于获奖作者本身所在国家的重视,比如前些年德国作家米勒获奖,国内的报道连篇累牍,但我们到德国,发现他们也报道,但却没有我们这么多,似乎米勒获奖对于中国人比他们更重要。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我想其实我们的社会中,还保留着对文学的重视和关注,只是多年来的社会环境、功利化的阅读风气让人们对文学作品,对经典过于忽视了。不过文学不会消亡,人阅读的需求也不会消失,只要有阅读,文学阅读就终究会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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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李永平: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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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晨报
记者:周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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