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永不过时的好人赞歌 ——致敬《窃听风暴》 by 凌千一 · 观影,书评

一部永不过时的好人赞歌 ——致敬《窃听风暴》 by 凌千一 · 观影,书评:

天堂是根据一个人在人间生活时递交给天国的材料为您建的房子,而地狱是你做的每一笔肮脏交易留存下的票根。

                                                                                                           ——题记
梁启超曾经感慨,“二十四史,二十四家谱也。”与欧洲导演们更多在电影中表达对于人生与历史的思考相反,中国的影视导演依然热衷于为帝王修家谱,以致戏语常说,当年满清入关的好处就是为几百年后的清宫剧作了贡献。

然而每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的历史,不同的历史中常常折射着各个民族的独特性格,这样的性格又以血缘联结起了我们每个渺小个人,形成诸多特定行为现象的最好注脚,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所以对历史的思考也就显得极为必要且很有价值。今日中国电影乏善可陈,常常是因为这些影片既没有历史感,也没有太多思维的乐趣可言。影像的躯壳、声色的装修根本不足以支撑起电影这门思想的艺术。虽然,人们习惯于将自己的碌碌无为归咎于环境,但是多纳斯马克用自己的《窃听风暴》告诉世人——无论境遇如何,若是能积极面对自己的人生,每个人也并非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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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八四》到《窃听风暴》

六十七年前乔治·奥威尔曾经借《一九八四》预言过一个人人自危的恐怖世界。“老大哥在看着你”,那是一个虚构的存在,是一个靠双语思想与新词进行统治的的国度。和卫斯勒所服务的史塔西一样,《一九八四》中的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同样在为“真理部”卖命。在那里,“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每个人都被监视,个人的权利都在处于没收的状态。显而易见,这种“双语思想”同样也是当年的东德社会境况的真实投射。当时的东德,一方面政府在不遗余力地向民众宣扬民主德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另一方面又视国民为潜在的“国家公敌”,必须接受严密的监控。为此,东德设立了“史塔西”这个全世界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为东德1800万人口中的600多万人建立了秘密档案。也就是说,每三个东德人里面便有一个被监控。

《窃听风暴》的故事从1984年开始叙述,显然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就像《1984》中曾经描述的“公开化无处不在”的情境一样,“你只能在这样的假定下生活——从已经成为本能的习惯出发,你早已这样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作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1984年的东德笼罩在一片的白色恐怖之中。全东德的百姓被一百万国家秘密警察控制着,国家安全局的窃听手段像《1984》中的电幕系统一样掌握和控制着人民的思想,人权得不到尊重,民众的居所只是国家的替补监舍,平静的生活随时会因为他者的闯入所打破,这也是影片另外一个译名是《别人的生活》的题中之义。片中展示了两个层面的闯入模式,一种是文艺部长的闯入,他利用职务之便,恐吓作家,并且胁迫作家的妻子与其保持每周一次的约会,这是一种对于作家夫妇生活的粗暴闯入,是为了一己私欲对他人的生活的一种侵占。而卫斯勒的闯入则主要表现为对作家家庭生活实施的二十四小时监控。作为国家机器上的小小零部件,特工工作所遵循的必然性和强迫性常常要求他必须丧失一个人所必需的起码的个性和情感特征来为国家服务,通过出于公心监视型闯入,在另一方面,也是给了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情感观涉角度。

个人无法主宰自身命运,尊严饱受践踏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降低到历史的冰点,一场关于生命和尊严的“窃听风暴”席卷而来,这是比人类的任何灾难都难以书写的事实,它一次次向人性的深渊抛出石子,静待回音,一次次自以为探到了人性的底线,可怕的是,这石子的回声却一次比一次悠长。

复线模式

双重叙事线索是电影中最常运用的一种叙述模式,这也就形成了电影的复线情感发展系统。

剧作家德莱曼夫妇的日常生活,特工卫斯勒的窃听工作,在电影中时或平行,时或交错进行。表面上,《窃听风暴》讲述的是作家德莱曼的故事,他的正常生活遭遇到了极权主义国家机器的挑战,所谓“真理”凌驾于个体与欲望之上,他的生活和境遇也因此而改变。实际,整部电影中的潜在主角却是不苟言笑的卫斯勒。一开始,他亲自进行秘密的窃听监视,并严谨认真地记下了勇者日常生活所有的行动。后来,随着对于作家生活了解的不断加深,卫斯勒也在监视过程中遭遇了雅思卡之死,豪瑟反抗的震撼,再进一步,他也看到了德瑞曼对艺术自由的渴求和呼唤,以及克丽丝塔为保全地位不得不以身满足汉普威胁的无奈,这些事情开始一次又一次的撞击着自己曾经笃信不移的信仰。卫斯勒开始转变最初的政治立场,帮助男女主人摆脱严密政治监视,并鼓励克丽丝塔走出心灵低谷,支持她做回自己。即使后来,古毕兹叫来卫斯勒进行逼供,他也仍旧选择在搜索行动开始之前把打印机取走,使得古毕兹带警察扑了空。而他,也因此获罪,被遣去整理信件。四年之后偶遇德莱曼的《好人赞歌》,卫斯勒买下这本书,并说了意味深长的一句话:“这本书是给我的”,算是接受了一种别样的美德犒赏。

 “反叛”是电影中第二条叙事线索。作家德莱曼与特工卫斯勒均走向了反叛现有的政治体制的层面,然而不同的是,德莱曼的反叛之路是在每个观者的注视之下显现的存在。在我们的注目之下,他揭露现实,反抗体制,同时也在反抗中找回自己。但是在这过程中艺术的双重性质也表现的很明显,一方面艺术无拘无束,可以任意驰骋。当然,这是由艺术的本质特征来决定的。一定时期的文化是一定时期社会经济的反映,艺术作为文化的重要体现方式有着超越现实的力量。在这其中,艺术家常常扮演着黑暗中灯塔的角色,通过着眼于生活又超越生活的创作,联结了生活与艺术之间的关系;然而,在另一方面,就像电影中给我们呈现的那样,人身自由,言论自由被限制,艺术也常常不得不受到体制的制约,在体制的高压下苟延残喘。

卫斯勒则是隐现层面因为良知觉醒而选择的反叛,他也在反叛中自救救人。曾经的他像机器一样,国家原则高于一切,忠实地履行着极权主义最高核心传来的指示。在窃听过程中他渐渐发现了人性的纠结与同情,个人良知也开始逐渐觉醒。由此可见,虽然窃听为千夫所指,但是像卫斯勒一样的窃听者也因此获得了当代人默默反抗极权的第一手资料,在某种意义上这也使窃听者成为了一个时代苦难与精神的见证。

物理与心理上的“柏林墙”的倒塌则是电影中第三层复线模式。1989年11月9日晚,柏林墙被数万东西德普通公民合力推到,在高墙倒塌的一瞬间,东德人如冲破堤坝的潮水般涌入西柏林,分隔近半个世纪的亲人们欣喜若狂地拥抱在一起,泪水、欢笑、高歌汇成欢乐的海洋,从欧洲心脏发出的“Sehnen Phasen”响彻欧洲的夜空,那一夜全世界都听到了这样一个声音---“今夜我们都是德国人”。如果说89年这一场狂欢是为了庆祝具象柏林墙的坍塌,那么《窃听风暴》则是在对以卫斯勒为代表的德国人心理柏林墙倒塌唱的一曲颂歌。

以国家的名义犯罪是电影中第四层复线模式,以国家的名义犯罪一方面通过虚伪政客的恶行来显现,他们一方面喊着国家主义的宏伟呼号,用国家和民族利益作为冠冕堂皇地理由来包装野蛮行径;另一方面还在其中不断计算着个人的利益得失,做着种种由于自己人性扭曲而显得极度无耻的勾当。另一方面则是通过隐现的国家监控机制来进行了控诉。电影中,导演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不自觉践行者,他将自己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态附着在电影上,在建构的光影世界中通过对不同意识形态的人物形象塑造来表达对主人公选择的认同,同样的也使观者不自觉的在精神上与导演握手,达到与导演观念上的契合。

国家史下的个人史

“条条大路通罗马”一句,道尽了罗马昔日的繁华。曾经骠勇善战的罗马人征战到哪里,就选择把“大路”修到哪里。野心勃勃的统治者正是通过对各种“道路”资源的占有来实现对于社会的控制,其目的莫不是为了阻断社会横向的交往,人为的构建“下面”对“上面”绝对服从的假象。极权之最,无非是将公共权力与社会权利完全集于政府之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像特工组织这样“皇冠上的珍珠”的存在。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每个国家都会出现一群特殊的,专门负责国家安全的防卫部门,在这里供职的常常是一群身份特殊的人。在今天的美国他们被称作做CIA;回到特定的历史时期,前苏联的他们被叫做克格勃,简称KGB,前身为“契卡”,而在曾经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他们则全服膺于一个叫史塔西的机构。从东德成立伊始,史塔西的正式聘用和合作者人数就在持续增加,总共接近30万;直至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际,东德有将近600万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超过其总人口的1/3。

这样的环境下,政府控制着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的每个维度,使社会文化缩减到了赤贫的地步。在西方,人们通常会用章鱼来比拟难以抗拒的恐怖力量。雨果《海上劳工》里的主人公便是被章鱼这“大海里的吸血鬼”缠住拖向了大海深处;科幻小说里,章鱼同样被视为人类潜在的敌人。这样从脑袋上直接长出八条腕足的生物,具有着极权主义的品性,它占有、抓握、吞噬,似乎拥有毁灭一切的力量。章鱼的身体像极了一个隐喻,为我们展示着极权时代权利的星状结构即中央控制八方。

如雨果所说,章鱼是一团腐烂的肉,是疾病的丑怪化身,它的纠缠便是绞杀,它的接触便是瘫痪。当史塔西分子按着克丽丝塔的招供去找打字机时,精神几近崩溃的她不顾一切的跑到了街上,被一辆急驰而来的汽车撞破了脑袋。克丽丝塔的死,无疑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显而易见,她的真实死因是章鱼的绞杀、是帝国藤蔓的“藤缠树”。

 政治学上的不可捉摸的转型正义逻辑人们无法把握,一个国家,尚可在改朝换代,价值反转之后回头来清理是非,分辨善恶,重新追求奖惩和责任。就像白色恐怖之后的德国,经过反思后它的一切运转如仪,曾经的伤痛变成了历史被尘埃掩盖。在国家意志面前,个体的力量是如此渺小,他们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法驾驭。然而,这个仅以代号被保存在历史档案中的卫斯勒又是如此伟大,他通过保持人性的良知,成全了自己的高贵与自由。

今天,为何要看《窃听风暴》?

汉娜·阿伦特曾经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组题为《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的恶魔的报告》的系列文章,提出过一个非常富有启示性的观点,即像艾克曼这咱组织实施大屠杀的纳粹军官,具有的只是“平庸的恶”,在1938--1941年他所负责的驱逐犹太人,1941--1945他又负责整个欧洲的犹太人以及波兰人等去死亡集中营,在1944年以后的四个月中,他组织运送了70万犹太人,走向集中营。他,作为一名军人,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阿伦特在阐释这种行为方式时说,这是现代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平庸的恶”,这就是不思考,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恶是平庸的,大家都是平庸的人,也都会坠入其中。其实,认真分析起来就可以看出,这是在现在社会也存在着的现状,应该说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可是在现实中,很少有人这样去思考,大家更习惯于一个平庸下的生存。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它仍有自己很多人所共见,人所共知的不堪之处需要大家来揭发,这些需要整个社会力量痛斥的所在,如果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这样事情的发生是理所应当或者见怪不怪的时候,那么,那些恶人之“恶”所寄生的土壤就不是他们最初心里的恶念,而是我们每个人的沉默了。

《窃听风暴》的导演多纳斯马克1973年5月2日出生于德国科隆,曾在牛津大学学习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1996 年进入慕尼黑电视电影学院导演系学习。《窃听风暴》作为他的首部长片,在诸多电影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2007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9年前,早在筹拍《窃听风暴》时,多纳斯马克便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秘密警察如何监听一个著名作家的私生活?他是以何种形式进行的,以及在监听过程中自己的心理是如何变化着。为此,他对一些前东德的线人与秘密警察进行了走访。多纳斯马克发现,秘密警察是一群把内心情感上了锁的人,他们只讲究原则,情感因素被彻底排除与封存。他们害怕感情会坏了对原则的追求。然而,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是都有资格,也有必要去思考一下人与社会的关联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在做事的时候,是自己,也不是自己。虽然我们大家的大多数不会成为那个在社会上叱咤风云的大人物,那么,在做一个升斗小民之时,对于“平庸之恶”,我们至少还是有说不的权利的,而这种“不”积少成多,它的改变性力量也就愈加明显了。

我们总是言说自己是个自由人,但是自由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窃听风暴》通过卫斯勒的故事传递给我们了另外一种对于自由的阐释可能。自由就是对人性抱有一种期待与希望,就是相信天堂不在别处,而在我们心里。二百多年前,在分裂的的德意志,孤独的哲学家康德就说,自由源自道德,那是一种发自人类心灵底部不必依赖于外部必然性的自我律令。无论外在的必然性要如何压迫,都不会绝对扼杀这种自我律令,这也正是人的尊严和价值之所在。人类已经穿过无尽黑暗的二十世纪极权主义所带来的压制,迫害,战争,屠杀和无以复加的恐怖,走到了今天。但是,即便是再黑暗的年月,人性的光芒不会有熄灭。这正是《别人的生活》试图通过光影告诉我们的:在最黑暗的核心地带,也有光明的种子。因为人性是如此顽强,而自由则是人性最本质的要素。也许现实的残酷性远比这种希望来的强大,但是对希望的信念是如此重要,唯有如此,美好的事物才不会毁灭。

同样的,导演也通过艺术与体制的关系对我们每个人进行了发问,在日常的苦难与制度的禁锢面前,诗歌何为?音乐何为?为什么那些创造爱与美的人总会成为专制者的眼中钉?对于此,《窃听风暴》也或多或少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电影中,德莱曼揭露的真相何尝不是一种尝试?就像里面的一个细节表现的那样,在极端的年代,掌权者通过“新词”推销真理,并用冗长的真理说服民众自己生活在幸福之中。然而,发乎心灵的诗歌与音乐,还是会激起人们对爱与美的回忆与向往。它们一旦抵达内心,谎言织起的真理大厦顷刻间变得弱不禁风。每一个怀想自由的人们都不会忘记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主人公安迪坐在监狱长办公室里播放《费加罗的婚礼》时的感人场景。在那刹那之间,狰狞严苛的肖申克监狱仿佛变成了一座救赎人心、放飞希望的教堂。一切如安迪所说,“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合乎人性的音乐可以穿透监狱的铜墙铁壁,打开人心的枷锁;它不用长篇大论,而是用人们凭借直觉便可以感受的美将人们从极权千万种幸福的理由中解救出来。

极权主义的世界可以杀死伦理,杀死道德,杀死新闻原则,但杀不死艺术。艺术可以坦然地面对世界,还可以穿透世界,见证它的盛衰兴亡。对于世界的藏污纳垢之处,政客们不敢面对,即使当下的世界已如即将碰撞冰山的“泰坦尼克”,他们也要遮蔽真相,照样歌舞升平。而民众身处如此的世界,则往往不知不觉。如果不是柏拉图,我们处于囚犯的“洞穴”之中仍不自知;如果不是鲁迅,我们处于黑暗的“铁屋”之中仍不自知;如果不是贝克特,我们处于“等待的虚妄”中仍不自知;如果不是高行健,我们生活在“自我地狱”中也不自知。面对当下荒诞的世界,文学却可以给我们清醒的意识,最充分地发挥其“警世”、“醒世”的功能。因此,文艺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为社会进步提供解决方案,而在于对人性之美的坚定的扶持。

最后,也是最有力量的,导演通过电影告诉我们:不同的选择意味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规范,这也是《窃听风暴》另外一个译名 《别人的生活》的另一重意蕴所在。对于卫斯勒来说,是一种职责与救赎之间的选择,对于德莱曼来说,则意味着妥协与良知的权衡,对于克丽丝塔,则是爱情与梦想之间的取舍。就像著名影评人安瑟尼·雷恩在《纽约客》中撰文提到的:“如果你以为这部电影仅仅是拍给德国人看的,那你就错了,这是拍给我们看的。”在卫斯勒之前的两百年,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在《实践理性批判》结尾写到:“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着的思考他们,心中越是永远充满新鲜,有增无减的赞叹和敬畏——一个是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一个则是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固然是一种巨大的胜利,然而,在这种巨大的胜利背后却常常伴随着不得不改变的苦涩感。在历史洪流面前,渺小的人类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面对着改变、融合而随波逐流着。但正是因为这种无法阻挡的对新的自由生活的渴求,更由于人性中那些最美好的特质:爱、关切、坚强、希望和恩赐,使得人类最终能面对历史,并推动着进程的发展。历史凝聚下的事件记录着无法忘记的过去,正是为了更好地面对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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