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信



从小就觉得,写信是件很不安全的事情。

初中的时候,我喜欢上了一个同班同学。学校规定,早恋会影响学业,必须通报家长。无奈之下,我只好偷偷写信。买了漂亮的信封,把叠好的信纸装进去,趁其他同学不注意的时候放进女生的抽屉。

虽然对我没有任何兴趣,那个女生还是不厌其烦地进行了回复。字迹颇为清秀,而且还用了那种会闪闪发亮的紫色墨水。晚上写完功课,我就把当天的拒信放入床头柜的最深处。夜复一夜。

不出俩月,我妈对我进行了猛烈的批评教育。她对我的思想动态简直了如指掌,没有给我留下任何抗辩的余地。那天晚上,我发现床头柜的储物空间明显大了许多。

工作以后,由于对外面的世界颇为好奇,我开始和台湾朋友通信。先是写电子邮件,很快觉得不够过瘾,又转向传统信件的往来。明信片顺利抵达了海峡彼岸,令我欣喜不已。于是,我决定和对岸同胞交换一些更加丰富的阅读材料。

但是,图书的送达时间似乎要比卡片缓慢许多。苦等了两月之后,前台打来电话:「有你的东西,刚到的。」「哦?哪儿寄来的?」「信封上没有发件人地址。」

我很好奇地接过那个崭新的牛皮纸信封,发现上面用红色油墨印着简体的「中国邮政」。掏出里面的东西,倒是都在台湾朋友之前发来的清单上。火速回家,比对 Excel 文件——真是无巧不成书,我最想看的两本不见了。

原来历史老师所说的并不全是历史。前东德有个机构叫做「斯塔西」(Stasi),凡是来自国外的信件都必须拆开检查,有问题的要复印存档。斯塔西有9万个工作人员,其中2000人每天的工作就是用蒸汽打开外来信件,逐字逐句通读一遍,然后再用胶水恢复原样。

为了不让台湾人民的财产在出口之后遭受损失,我只好中断了这种基于邮政系统的越洋图书交流活动。准确地说,从那以后我就不在纸上写信了。所有的通信,都转向了电子邮件。

我听 Google 的朋友说,所有存放在他们服务器上的数据,都会在全球范围内被备份三次。就算哪天旧金山被核弹毁灭了,他们也能够在24小时之内将所有的邮件再复制一遍。他们不会将你的邮件交给别人,连收邮件的时候数据都是被层层加密过的。

我被这个故事搞得莫名激动。他们的邮箱那么大,我把这辈子的所有邮件都放在里面也够了,而且还没有别人能够看到。

「可是会不会有朝一日上不去 Gmail 呢?」「你想,首先 Google 那么有钱,所以养个邮箱系统还是没问题的,养到你看不清邮件那天也没有太大问题。另外,都那么多人用 Gmail 了,邮件都在里面,对吧,被那什么,不太可能。邮箱和搜索引擎不一样。」

今年年初,我曾经和部门里的老外有过一次激烈的讨论。他们全票认定 Gmail 没有在神州大地完全上不去的可能性,理由大概可以总结为:你们又不是朝鲜,经济要发展,那么多跨国公司都用 Gmail 呢,谁受得了啊。

两个月之后的某天早晨,我走进办公室,发现他们都受不了了。我打开电脑,发现我的信纸不见了,藏着信的床头柜下落不明了,甚至整个邮局都在一夜之间被关闭了。邮局门口贴着封条,上面写着「Connection Reset」。

看门人给我留下了一叠用红色油墨印着简体「中国邮政」的崭新牛皮纸信封,但是我却不想用它们。看不到我邮件的人们现在也不让我看自己的邮件了。感谢国家。

在柏林墙倒塌之后,愤怒的东德人民冲进了斯塔西档案大楼。在接下来的20年中,数百万份被复印存档的通信记录得以重见天日,存放在联邦德国斯塔西档案馆里,供公众查阅。

电影《窃听风暴》(Das Leben der Anderen)临近结尾,正收听电台的斯塔西工作人员摘下耳塞,轻声说道:「Die Mauer ist offen」。

他难以掩饰内心的兴奋。那一天,墙被推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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