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巴斯基公布 NSA 机密文件泄漏的调查报告

《华尔街日报》上月报道称俄罗斯政府黑客利用卡巴斯基从 NSA 合同工的家用计算机上窃取了美国情报机构的机密文件。这一事件导致美国国土安全部下令政府机构卸载卡巴斯基软件。今天,卡巴斯基官网公布了详细的调查报告为自己辩护,承认获得了 NSA 机密文件,但否认对泄密知情。最新的报告扩展了上个月的报告,增加了更多细节。卡巴斯基称事件发生在 2014 年 9 月 11 日,NSA 总部所在地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一个 IP 地址报告了与 NSA 黑客团队 Equation Group 相关的恶意程序,恶意程序样本被上传到卡巴斯基服务器供研究人员进行进一步分析。分析发现 7zip 压缩文件包含了属于 Equation Group 的恶意程序和源代码。分析人员将此事直接报告给 CEO,CEO 下令销毁了所有存档。随后该 IP 相关的计算机被发现在 2014 年 10 月 4 日当地时间 23:38 感染了恶意程序,原因是计算机安装了一个盗版的 MS Office 2013 程序,安装镜像“Office-2013-PPVL-x64-en-US-Oct2013.iso”包含了恶意程序。为了安装和运行盗版 Office,用户关闭了卡巴斯基,但卡巴斯基在随后的运行中探测到了恶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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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贵族

前两天看了一篇网文,说中国是个完全没有贵族的国家,还说中国多么多么没有文化传承,遍地屌丝暴发户如何如何,我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
我以为中国有贵族,而且是延续至今的超级贵族。
在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展厅“隋唐五代”部分,陈列着一件文物,名叫“钱镠(Liú)铁券”。所谓的铁券大家可以理解为免死金牌,这上面有333个金字,其中明确提到铁券的主人钱镠可以凭此免除9次死罪,钱氏子孙可以免除3次死罪,如果触犯一般法律,司法机关无权责问等等内容。
钱镠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开国君主,他在唐末为中央政府平叛有功,由此得赏铁券。虽然钱镠发迹之前有社会人的习气,但是他后来在成为一国之君后,并没有像得势的大老粗一样为害一方,反而保境安民,发展生产,成为一代贤君。最重要的是,在钱镠的影响下,整个钱氏家族极其重视文化教育,开始迅速向知识分子家族转变。
北宋横扫天下之际,吴越钱氏很识时务,看得出眉眼高低,没做抵抗就投降了宋朝,使得吴越境内百姓免遭战火涂炭,因此在宋朝时,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对“钱”这个姓氏都极其尊重,宋朝时百家姓的第一句话咋说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宋朝天子的姓当然要排第一,而仅次于天子姓的就是“钱”姓,由此可见其礼遇。
后来在各代先辈的不懈努力下,江南钱氏最终变成了一个超级知识分子家族。大家知道这个家族里都是啥量级的人物?钱玄同先生,钱穆先生,钱钟书先生,钱伟长先生,钱三强先生,钱学森先生,钱永健先生,钱其琛先生......
钱镠的后人,如果搞文史,那就是一代国学泰斗,如果搞理工,就能为中国贡献两弹一星,为世界贡献诺贝尔奖,我这还都仅仅是说了那些如雷贯耳的大先生的名字,其实要是细算起来,近代江南钱氏家族里院士级的学者有一百多人,我们从小阅读的科普读物中,钱姓科学家的故事似乎额外多呢[笑cry]
我仔细想了一下,欧洲家族中像江南钱氏这样,家族史上千年,并且能贡献出这么多超一流知识分子特别是科学巨匠的家族,我还真一时半会说不出来。
虽然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爵位和封地这说了,但是我觉得那些并不是“贵族”两字的重点,在我看来,“贵族”这两字真正的重点,其实是文化和精神的积淀传承,以及对国家和民族的重大贡献。

大家以后有兴趣,不妨去国博的展厅里亲眼看一看钱镠铁券这件文物,然后再思考一下,中国有没有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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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工旅

被我们自己都忘了的事如何让别人为我们记得,我们的主流媒体呢?

每年的11月11日,英国各地会举行盛大的“国殇纪念日”仪式,悼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国牺牲的勇士。但很多人不知道,就在一百年前,有14万中国的平民,作为劳工,被拉到了一战的欧洲前线,成了英法两国在战争里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然而,这些劳工出生入死,做着英法士兵们不会碰的脏活累活的历史,却在战争结束后,被永久的抹去…中国劳工旅,今天,我们纪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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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肺结核事件爆料高三学生:我们应该有灿烂的明天|对话

别班的朋友说他们班主任在班上说,我们爆料是给学校抹黑、丢脸,不顾学校的名誉。我们也很无奈,如果学校愿意站出来,我们不会爆料。我们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湖南省桃江县第四中学,今年8月该校高三364班爆发大面积肺结核。图片来自网络

 

本文约2755,阅读全文约需6分

 

近日,发生在三个多月前的一起公共卫生事件被曝光。

今年8月初, 湖南省桃江县第四中学高三364班,有学生被确诊为肺结核,随后该班多名学生陆续感染。

该班多位学生告诉剥洋葱,8月6日暑假收假回来的晚上,有三名同学被学校建议休学,随后班上陆续有同学出现身体不适,请假回家。8月9日前后,学校组织班里同学做血检。部分学生和家长曾要求学校放假,被拒绝。

多位感染者向剥洋葱交叉证实,随着请假人数递增,8月20日,学校决定给高三年级放假一周。而364班的同学在8月18日就接到了放假通知。学校要求,只有体检合格拿到健康证明的学生,才能在8月27日回校复课。

据媒体报道,8月下旬至11月13日,该班共有五十多名学生被查出患有肺结核。剥洋葱尝试从当地疾控中心和学校询问相关情况,未能获得回应,目前,该事件波及的患病学生人数还不确定。今天,桃江县宣传部通报称,截至11月15日,该校90%的患病学生经过湖南省结核防治所专家会诊确定,已经复学或者可以复学。

该事件曝光后,学校被指隐瞒病情,不少家长向学校讨要说法。最早将该事件爆料出来的网友,是桃江四中364班的学生李淼。她在8月19日被确诊为肺结核。在备战高考前夕,同班同学成了同病房的病友。17岁的李淼说,她对未来感到迷茫,希望学校能为此事负责,还学生公道。“我们应该有灿烂的明天,而不是失去信心的明天。”

 

对话人物:李淼(化名),17岁,湖南桃江人,桃江四中364班高三学生。湖南肺结核事件最早爆料人。

 

学生确诊的证明。受访者供图

 

“8月初,有人感染了肺结核”

剥洋葱:最早什么时候知道班上有人得了肺结核?

李淼:8月6日暑假结束。当晚晚自习,有三个男生被老师叫出去好几趟。第二天,班上有同学说,有人被查出来感染了肺结核。

剥洋葱:当时你和班上的同学什么反应?

李淼:我对肺结核还是有一些了解的。初中时我就打算学医,有关注过,在鲁迅先生的《药》里也看到过。我知道这个病是传染的,危害蛮大。那三个男生还在教室上课。我和同桌都在想该怎么办。其他班的同学知道后,下课都会绕着我们班走,我感觉我们像病毒一样被嫌弃。那几天,一些家长要求学校放假,学校没有同意。

剥洋葱:你觉得学校为什么不放假?

李淼:可能是学校怕耽误学习吧。

剥洋葱:那时候学校有没有采取一些措施?

李淼:晚自习后,学校会在教室里熏艾叶,后来用84消毒液消毒。

当时我们英语老师在休产假,听说后,她让我们每个人戴口罩,避免传染。班主任看见我们戴口罩,跟我们说,他很欣赏我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但不赞成我们在教室里戴,搞得人心惶惶。我们只能背着班主任戴。

8月9日前后,学校安排了一次全班范围的血液检查,有同学确诊,有同学是疑似。

剥洋葱:还有心思上课吗?

李淼:没有。每个人都没有。今天走一个学生,明天走一个学生。怎么安心学习?而且,你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得病。

“四张病床上住的全是我的同班同学”

剥洋葱:你是什么时候确诊的?

李淼:8月19日。在前一天下午,班主任走进教室,说等一下就可以回家,给我们放假,让大家去疾控中心做一个检查,拿健康证明来复课。接下来三天,我们班同学陆续做了检查,44个人感染了肺结核。

剥洋葱:拿到检查结果,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李淼:我给在外地工作的爸爸打电话,哭了,觉得自己很迷茫。其实我之前跟我爸说要去检查,他还以为我逗他。因为平时我体质还挺好的,运动得多,吃饭也不挑食,长得比较壮……

剥洋葱:要住院吗?

李淼:开了药在家吃。9月1日晚因为过敏被送到医院,住院到18日下午。我在县人民医院住院,那个病房里,四张病床上住的全是我的同班同学。

剥洋葱:不能去学校,这段时间怎么学习?

李淼:检查后,健康的学生都回学校正常上课了。回家的学生,远程教育。学校借电脑给我们,我们在家里看老师上课的视频。我们高三每个月都有月考,老师会把试卷送到家里来。但没有往回收。

剥洋葱:还能像在学校一样正常学习吗?

李淼:我药物反应很严重,导致神经衰弱,这些天都是凌晨两点才能睡着。在平时,我们班是十点半下课,洗漱之后,很累很累了,躺在床上就睡着了。以前每天6点上早自习,晚上10点半下晚自习,除了吃饭和午休都在学习,现在没有心思在家里搞学习,每天能静下心来学6个小时都很难。

“我们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剥洋葱:为什么到10月22日才开始发微博爆料?

李淼:10月21日,爸爸带我去医院复查,同时给爷爷奶奶做检查。爷爷的CT诊断报告显示,右肺上叶炎症,建议抗炎后复查排除结核。医生说我爷爷可能也感染了结核杆菌。我感觉我自己是罪人,自己感染了就算了,还感染上自己的亲人。当时我很无助,就想到了去微博上求助。我走投无路了。

剥洋葱: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关注?

李淼:是的,最早给媒体微博私信、发微博,都没有引起多大关注。直到这几天,你们才关注到这件事。

剥洋葱:网上有些人说你抹黑学校。

李淼:不光是网上,别班的朋友说他们班主任也会在班上说,我们爆料是给学校抹黑、丢脸,不顾学校的名誉。我们也很无奈,如果学校愿意站出来,我们不会爆料。我们才是最大的受害者。为什么我们要像杀人犯一样被别人躲避、嫌弃?

“明年高考还能不能参加了”

剥洋葱:想过明年的高考吗?

李淼:这也是我们和家长最担心的。我们希望学校站出来告诉我们,明年高考还能不能参加了,高考体检还过不过得了。学校能否跟教育局说一下,记录一下我们是肺结核病人,让我们正常参加高考。但学校到现在没有保证我们一定可以参加高考。

我还担心未来身体的恢复情况,能不能痊愈。从11月7日到现在,又有几位同学被确诊。有个女同学,肺结核引发了肠结核和盆腔结核,她才17岁啊。

剥洋葱: 现在的学习状况怎样?

李淼:生病以后我的进度就跟不上了,我报了补习班,每天自己在家里看网上的辅导视频。不过这几天看到各种各样关于同学病情的消息,看着家长群里哭晕过去的家长,很难静下心。

剥洋葱:你对自己的未来有规划吗?

李淼:我想学中医。爸妈希望我不要离他们太远,我想考湖南中医药大学。

剥洋葱:经过这件事,目标会有变化吗?

李淼:没有。但我不知道学校会不会因为其他因素不收我。我看新闻说有个女孩考上了大学,结果在大学里查出来肺结核,被劝退了。最近网友给我说了很多这样的事情,我现在就担心这个。


文|新京报记者张维 高敏 实习生杨雨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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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蓝单车CEO李刚:拜客出行全权代理小蓝单车运营

PingWest品玩11月17日报道,小蓝单车CEO李刚今日发表公开信宣布与拜客出行达成战略合作,未来将由拜客出行全权代理小蓝单车营运。他说,小蓝单车不会就此下市,会与拜客出行一同增加调度。

李刚在公开信中写道,小蓝单车从6月起陷入经营困境。他写道,「我跑遍了上百家基金,得到了无数关于产品和团队的称赞,但这一切都没有换来一笔资金,打没了我最后一分骄傲。」

根据媒体报道,曾经在中国大陆共享单车产业综合排名第三的小蓝单车近期传出倒闭,拖欠员工薪资,位于北京的总部人去楼空,仅剩部分技术人员以及上门讨债的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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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真相——就在张葆葆身后

携程亲子园虐待孩子事件的真相,就藏在为了孩子学苑负责人、锦霞儿童益智服务中心理事长、上海锦霞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上海童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宝贝创意谷创始人——张葆葆的身后。

事件的真相

经综合多方信息,真相基本清晰:

  • 上海市职工亲子工作室项目属于2017年上海市政府实事项目“公共托育服务”,携程亲子工作室属于试点和样板项目,在今年5月下旬通过了长宁区妇联、教育局、消防支队等部门组织的联合验收;携程亲子工作室也得到了上海市总工会在2017年六一节的统一授牌;
  • 携程亲子工作室在早期由于场地无法达标(100个孩子要2100平方米场所)、不具备给幼儿供餐条件、营业范围不具备托幼资格而无法开办;后来携程亲子中心与家长、第三方教育机构(即为了孩子学苑)建立了三方机制,并购买了公众责任险,才正式开班。
  • 据新民网报道,在长宁区妇联的牵头下,携程亲子中心选择「为了孩子学苑」作为第三方教育机构。
  • 在上海市妇联的推动下,长宁区携程亲子园已在2017年6月1日通过项目验收,但是此项目迄今仍未在上海市教育局审批备案,法律上并不合规。
  • 为了孩子学苑」并不是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实体公司,其没有运营经验,更不具备幼托资质。据澎湃新闻记者采访「学苑」相关负责人张葆葆,在携程亲子园之前,「学苑」并没有运营幼儿园或幼儿教育管理机构的经验。
  • 「为了孩子学苑」这种毫无经验的机构为什么会被携程选中,摇身一变成为试点和样板项目?据携程亲子中心方面透露,在三家竞争机构中选择「为了孩子学苑」,主要是因为上海市妇联的推荐
  • 上海市妇联全资控股的上海《现代家庭》杂志社是「为了孩子学苑」的归属单位,该杂志社还申请了「为了孩子」教育、娱乐服务商标,申请号1659411641,目前商标申请仍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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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上海《现代家庭》杂志社申请的商标

到此为止,真相大白。职工亲子项目是上海市政府真心为民办实事搞的「公共托育服务」项目,政府部门牵头建立规范,企业出钱,职工省心,舆论满意,本来是两全其美的事。

但是立刻有_聪明人_发现了其中商机,于是便上蹿下跳的钻营,无论有资质没资质的,有经验没经验的,有团队没团队的都来了,都希望在职工幼儿托育市场上分一杯羹。所以就有了长宁区妇联的关说和牵头。

某些部门的某些人可能觉得看100个孩子,每个月托管费收入30万,扣去场地水电伙食人工,还能净赚十万,这还不是躺着挣钱的美事儿?赶紧给自己旗下的某机构「导流」和「创收」呗。

可惜没想到,经办人为了牟利,往死里压缩经营成本,连没有保育证的保洁员都赤膊上阵管孩子,这TMD才有了后面那种昧良心的虐待孩子事件!

证据?如果无利可图,你开公司会没事儿送不相关的孩子总价值149万的儿童丝绵毯、宝宝礼盒么?那是为了盈利开办的公司,可不是开善堂的!
本次对接会共有41家合作单位参加,其中,28家教育机构免费送出300余场公益课程,来丰富亲子工作室的课堂,还有5家单位为亲子工作室的每个托育宝宝送出儿童丝绵毯、宝宝礼盒等礼品,总计价值约149万。亲子工作室和这些企业在对接会上互动交流,进行双向选择。

这是多大的市场?

上海市目前有50万待托育孩子,1605所托育机构(公办幼儿园1151家);目前准备开办职工亲子工作室的企业有59家,按照每家企业100个孩子、每个孩子每月3000计算,每个月的营收是1770万,全年营收2.12亿,别忘了由企业提供场地,成本又少了一大笔,净利最少应该有30%,全年保底净利至少0.6个亿。

上海市市立幼儿园这种培养出多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明星幼儿园,按一年医保43万倒推,大约有100多名教职人员,2016年的财务决算总支出不过是1600万;

携程亲子幼儿园,100名孩子只配4名老师,人工成本撑死就60多万,说好的按照1:7的比例配置老师,应该配置14名教职员工,现在只有4人,另外10个老师呢?剩下的钱呢,谁拿了?谁敢拿?

也正是这庞大的利润,才让那些不具备资质的机构四处挖门盗洞的找关系开托儿所挣快钱,而不是为家长提供高水平的保育服务挣踏实钱。

这个钱,挣得不昧良心么?

还是那句老话,比起让资本控制国家,更要坚决拥护党的领导。

谁是「聪明人」?

我注意到了张葆葆。因为她在回应公众质疑时,完全在避重就轻、推卸责任。
“首先是深表痛心,非常震惊。”张葆葆表示,从从星期一(11月6日)得知此事,对涉事的园长、保育员、保洁员等第一时间要求开除,同时也让他们写了检讨书。
“因为第二天还要服务,我们对老师也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这么长时间,老师们也是非常用心的,发生这件事情我们也觉得很痛心,也深表歉意。希望不要认为我们所有的老师都是这样的,希望各位家长宽容一点,老师也不容易。”张葆葆说。
因为这个名字非常特殊,我通过Google和天眼查查了一下,非常震惊。

张葆葆名下有8家公司,她还是其中两家公司的法人。公司的名字都跟儿童有关,比如「上海童成」、「上海童领」等等。但是与此同时,张葆葆还有民办非政府组织的身份——上海静安区江宁社区锦霞儿童益智服务中心的理事长!

大家可能不知道民办非政府组织是干嘛的,这种组织是非营利性的,所以税极少,而且可以直接承接特定方向的政府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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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惊喜是,张葆葆还创办了一家同名的上海锦霞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直到2017年5月,才把法人和股份转给他人。这个既经营公司,又能创办民办非政府组织,理直气壮去接政府采购的套路,实在是6到飞起。

不要走开,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我查到「上海锦霞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正在招聘带班老师,年薪4-5万。职位描述如下,连持证上岗都没有要求;一个月收30万托育费,怎么就只肯雇一个月4500的无证老师?钱都花哪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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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带领1岁半-3岁宝宝托班活动。
    2、 教授1岁半-3岁宝宝托班课程。
    3、 维护良好的家长关系,及时进行家园沟通。
    任职资格:
    1、年龄:22-50岁,不限。
    2、富有爱心、耐心、责任心以及良好的师德,热爱早教事业
    3、性格外向,形象好,气质好,身体健康, 富有活力
    4、正规院校幼师、学前教育、音乐、舞蹈专业大专以上学历优先录取
    5、具有亲和力及较强的沟通能力 优先录取
    猎聘网-托班老师

锦霞益智的公司信息,看见图中这句话了么?通过妇联、卫计委、教育、创儿等相关部门支持下为市区广大家庭提供一站式多元化亲子指导……她在各大创业会议上的发言,也能直接证明跟妇联、卫生、教育口关系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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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现在相信大家都明白了吧。张葆葆持有了多家公司,一方面借助民办非政府组织给自己抬身价,利用与文教妇卫口的关系,承接政府采购或者公益项目,比如携程亲子园这种;

另一方面,利用「上海锦霞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这种公司实体,用极低的年薪(4-5万)来招聘幼教老师,什么资格证都不要,反正上海锦霞本身也没有托育资质,他们的经营范围也只有教育信息咨询,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文化艺术交流策划(除中介),企业形象策划,销售文具、体育用品

再一方面,张葆葆的「宝贝创意谷」商标是注册在「上海童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下面的,而这家公司的经营范围唯一沾边的是儿童游乐场,也没有幼托资质

但是人家就是能理直气壮的把幼托生意做成上海市样板项目,有关部门怎么就不管管呢?

张葆葆的照片,可以点击「阅读原文」查看U-Cube 上对张葆葆控制的上海童成的推广链接,里面有张葆葆的照片。

本来张葆葆挣钱管我屁事,但是谁要是挣昧心钱祸害孩子,那就别怪有良心的人口诛笔伐。

先争功,再甩锅

这个项目,明显是主管部门责任不清、审批不严、办园机构未经备案、程序不合规
东方网记者郁婷苈5月31日报道:今天下午,2017年上海工会“庆六一”职工亲子工作室实事项目对接会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举行。会上,上海市总工会对已建和在建的亲子工作室进行了授牌。截至目前,上海工会“职工亲子工作室”的数量已扩展至59家,已经达到了年初设定的50家的创建目标。
在《上海市幼儿园管理办法》中规定设立幼儿园必须向所在区(县)教育局提出申请,主管部门审批通过后,准予办理登记注册,并将准予登记注册的幼儿园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备案。

但是长宁区教育局的网站上,并没有「携程亲子幼儿园」的信息,也就是说这个幼儿园是违规设立的!上海市妇联下属的《现代家庭》杂志社第一没有设立幼儿园的行政资格、第二没有经营幼儿园的营业范围,那么长宁区教育局为什么没有及时叫停这个不可能批准通过、未经备案的违规幼儿园?,为什么不进行监管?
经查,长宁区教育局备案的幼儿园并没有携程亲子园。
长宁区教育局不但没监管,而且还同意携程亲子园通过验收了。那么长宁区教育局现在甩锅到长宁区妇联身上,不觉得脸疼么?
2017年5月下旬,上海长宁区妇联、教育局、卫计委、环保局、民政局、财政局、食药监局、消防支队等单位人员共同组成验收专家团队,赴携程亲子园开展现场验收工作,经实地查看指导,验收团队同意携程亲子园通过验收。
新建的20个社区“托儿所”从选址到建设要求严格,比如项目要求,社区幼儿托管点须设置在安全区域内,且布置在建筑一层,远离危险区域,总建筑面积不小于200平方米;保育员持健康证和职业资格证上岗并接受定期培训,师生比不低于1∶7,并全部采用实名制管理等。此外,托管点均采用“公建民营”,由政府提供场地,采取购买服务的形式引入专业的社会组织进行日常运营。具体费用将根据成本测算,每人每月不得超过3000元。

更吊诡的是,上海市妇联举行新闻发布会,说明携程亲子园已经完成实事项目验收;
2017年5月31日,上海市妇联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向媒体宣布,2017年上海市政府实事项目“公共托育服务”第一批试点已揭晓,长宁区携程亲子园已完成实事项目验收,6月1日正式挂牌,首批投入试运营。
但是上海市总工会发布的信息、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发布的活动信息中,上海市总工会明确是亲子园的授牌单位;
2017年5月31日下午1:30,由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主办的《上海工会“庆六一”职工亲子工作室实事项目对接会》在市宫三楼中心厅举行。市总工会经济工作部部长丁巍主持项目对接会,市总工会副主席、市总女职工委员会主任何惠娟致词,市宫主任侯伟康、党委书记谢鹰等为第二批上海工会“职工亲子工作室”创建试点单位授牌。
本次对接会共有41家合作单位参加,其中,28家教育机构免费送出300余场公益课程,来丰富亲子工作室的课堂,还有5家单位为亲子工作室的每个托育宝宝送出儿童丝绵毯、宝宝礼盒等礼品,总计价值约149万。亲子工作室和这些企业在对接会上互动交流,进行双向选择。

争功时候,在5月31日,总工会在工人文化宫开项目对接会,妇联召开新闻发布会;甩锅时候,教育局干脆利落的甩锅给妇联,真是……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下属一共七家事业单位,其中上海市市立幼儿园是在教育局备案的事业单位性质的幼儿园,如果携程亲子园是上海市市立幼儿园在凌空SOHO的一家分支机构,属于事业单位编制,那么至少在办学性质上是合法合规的,但!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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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程亲子园项目是由「现代家庭」杂志社旗下的为了孩子学苑办的,这才真叫无资质违规举办托儿机构呢。
如果参考上海市《普通幼儿园建设标准》,生均面积至少要达到21.29平方米,这意味着招收100个学生需要至少2100平方米的场地,还要配备专门的室外活动空间,对于商务楼里的企业几乎不可能做到。而办学场地不达标,就无法申请办学许可证,也就无法获得儿童活动场所专属的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托幼机构要有独立的厨房,哪怕证照齐全的企业职工食堂也不能直接给幼儿供餐;绝大部分企业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都不包括托幼管理。

所以正常经营的靠谱企业,办个幼儿园也非常困难;那么「现代家庭」杂志社有什么资格、有多大能量,能够从上海市牵头办的实事项目里拿下一块样板业务呢?真当我们这些屁民心里没点B数么?

据去年报道,在携程亲子中心,企业与家长、第三方教育机构建立了三方机制,并购买了公众责任险,消除企业在办“职工亲子工作室”当中的一些后顾之忧。

呵呵。

合适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事实上,这个事情不可避免。刑法是居民的行为底线,道德是居民的行为上线,而舆论和社交压力保证了居民的行为平均线。

我小时候在油田长大,上的是采油厂家属区的幼儿园,老师都是工人家属,虽然水平不好说,但是大家在一个大院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谁好意思虐待别人家孩子?还要不要做人了?

现在大量的第三方无资质教育机构都放进来办幼儿园,这帮人就是为了捞一把走人的,谁会好好看你家孩子?真出了事把临时工解雇就摘干净了,但是受伤害的孩子呢?那可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心肝啊!就算现在虐待罪入刑,能换来孩子不受伤害么?

  • 当年的家属区幼儿园,舆论和社交压力能够确保幼儿园老师无法过分虐待儿童;
  • 现在的公立幼儿园因为属于事业编制,相对体面稳定,所以老师不敢做的太过分;
  • 今天企业办理托儿所,如果仅仅选择第三方机构而非自有员工,那么企业对幼儿园老师的制约力量基本为零
  • 如果只能靠《刑法》来约束幼儿园老师的行为底线,而不能通过有效的奖惩措施把幼儿园老师的行为拉到平均线之上,这种虐待儿童的事儿,只能一次又一次的发生。

市总工会表示,这次试点将发挥单位优势,依托专业力量,引进社会资源,规范管理流程,力求形成可复制、可借鉴的工作室样板,倡导和鼓励各级工会积极开展工作室创建,并争取年内在全市完善和新建50家“职工亲子工作室”。虽然目前企业自主开办“职工亲子工作室”仍处于探索阶段,但可以想见,未来这无疑是解决广大职工子女托育问题的新方向。
企业越来越大,企业办育儿机构的事情本来就是一桩留下人才的好事,可惜一个不小心,就被一帮利欲熏心、罔顾规章的蛀虫给办砸了。

这个事,真的是「为了孩子学苑」的当事人被判刑三年就行么?慎终追远,这个事儿明显就是某部门违规推荐无资质无经验的教育机构给携程导致的,有没有问责机制?

企业亲子工作室还是应该进一步推广,但是绝不能把孩子们推给那些没有资质、没有担保、捞够了就跑的第三方机构;绝不能害了孩子,肥了蛀虫!

希望我们的未来茁壮成长。

信息来源:

职工亲子工作室实事项目对接会在市宫举行 - 公告栏 - 上海工人文化宫
上海政府网站——申城首批社区幼托点本月将试运营 工会“职工亲子工作室”已扩展至59家
澎湃新闻网:虐童事件亲子园为政府实事项目,管理方称没有幼儿园运营经验
新浪财经:起底“爱生如子”的携程亲子园管理方:直属上海妇联
天眼查
上海市市立幼儿园2016年财务决算报告
导师详情——张葆葆
爱心妈咪小屋公益合作启动仪式

原文链接
以上内容由IFTTT自动发布,原文地址:http://cinacn.blogspot.com/2017/11/blog-post_12.html

会写代码的法官

本文原载于 theVerge,作者 Sarah Jeong,由 ONES Piece 翻译计划 翻译。ONES Piece 是一个由 ONES Ventures 发起的非营利翻译计划,聚焦科技、创投和商业。

译者按:Waymo 和 Uber 的知识产权纠纷还在发酵,引发行业持续关注。但或许少有人知的是,审理该案的法官本人也是一位「技术宅」,写了几十年的程序,其对技术细节的熟悉程度甚至让很多科技公司的律师汗颜。在法律与科技越发紧密结合的今天,这位「极客法官」的经历不仅极富趣味,更是对两个行业从业者的一种鞭策:闭门专攻一门学科已经不够,唯有两者兼修,才能在未来的市场上立足。

2012 年 5 月 18 日,在加州北区的 William H. Alsup 法官主持的一次庭审中,甲骨文和 Google 的律师围绕着九行代码争论不休。甲骨文诉 Google 案(Oracle v. Google),一场关于 Google 是否抄袭了甲骨文的代码来开发 Android 系统的争议,正要结束第一次陪审团审理。

争议焦点集中在一个名为 rangeCheck 的函数上。在甲骨文测试的共计 1500 万行代码中,只有这一部分是「逐字逐句」抄袭的,每个字符都分毫不差。越是尽可能鼓吹 rangeCheck 的重要性,对甲骨文就越有利。甲骨文的律师 David Boies 于是开始主张 Google 抄袭了 rangeCheck,目的是更快将 Android 推向市场。但 Alsup 法官对这个说法并不买账。

「判这个案子之前,我对 Java 一无所知,」这位法官说。「但是,我自己用很多其他语言编过程序,现在也还在编程。我写过一百多段 rangeCheck 这样的代码。这我都能做到。你也能。这太容易了。」

(甲骨文的律师试图继续发言,但只是让法官变得越来越不满)

这段不经意的评论像雪球一样,影响力越滚越大,以至失控。这让 Alsup 大为懊恼。它先是在律师和法律专业人士间被反复引述,然后又传到了科技媒体那里。每经过一次转述,Alsup 的技能就增长一分,直到最后他变成了「会 Java 的法官」——程序员 Alsup、黑袍加身的技术宅英雄、十倍速法官、「法庭和 Java 双料大师」。

Alsup 法官想让人们知道的是,他不懂 Java。

至少,他懂得不多。不过他确实会写代码。实际上,他已经用 BASIC 自娱自乐地写了几十年代码,包括一个写出来送给妻子的玩桥牌的程序,和一个自动给出桌游《珠机妙算》(Mastermind)解法的程序。

最花心思的,要数一个带图形界面的复杂多功能程序,用来方便他广泛爱好中的另一项——火腿电台(译注:指供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进行信息交换、技术实验、自我训练、个人娱乐、运动竞赛以及应急通信的一项使用无线电频率频谱的无线电业务)。

他的兴趣对法官工作大有帮助。是这份兴趣,使他形成了对面前这桩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知识产权案件的看法。科技公司的财富增减,全凭他的判决。甲骨文诉 Google 案对大公司和类似的小开发商将产生深远的间接影响,更遑论其九亿美元的争议标的。在正在审理的 Waymo 诉 Uber 案中,Alphabet 公司也是请求判决 Uber 赔偿数十亿美元,总额尚未确定。这笔钱的归属攸关 Uber 在新兴的自动驾驶汽车市场的存亡。

巧得很,这些要案都归到了可能是全美唯一能理解它们技术细节的法官——一位会写代码的法官的案头。Alsup 长年的兴趣给解决甲骨文诉 Google 案的核心问题带来了启发,而他在业余时间捣鼓摄影、镜头、光线学问的经历也为他审理 Waymo 诉 Uber 案提供了信息——该案涉及到一种名为 LIDAR 的基于激光为自动驾驶汽车提供导航的技术。

科技行业长期以来都对法律无法理解自己感到沮丧,而大多数司法系统正因如此难以跟上高速发展的步伐。那种认为法律永远不能「追上」科技的观念,一部分来自技术优越论(tech exceptionalism),即一种自由倾向的精英主义,嘲讽一切采用法律或规制形式介入技术发展的行为,将其比作纺织工人对织布机的抵制(Luddism)。但这种观念也来自对法律现状真实存在的不满。专利局被看作橡皮图章,为那些显而易见的技术颁发专利;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似乎对编程的基本流程都感到困惑;还有律师让技术盲组成陪审团,他们做出了侵犯网上购物车专利的巨额赔偿判决。

在这样的背景下,Alsup 是一个异类——在「法律无法理解快速变化的科技行业」这一广为流传的经验面前,他成了一个谜一样的例外。但 Alsup 的秘诀也很简单:他当了一辈子的极客。

Alsup 在旧金山的律师中因为总是赶早而「臭名昭著」(而且还强迫出庭律师一起赶早)。早上九点,联邦法院大多数法官的房间还是一片漆黑、大门紧闭。但当我走到 Alsup 的房间时,发现大门敞开,忙碌的景象说明里边的人已经忙活几个钟头了。

Alsup 一头白发,戴矩形边框眼镜,操着一口温和的南方口音。虽然身型与常人无异,但他那强烈的存在感却给人居高临下的印象。

Alsup 的房间体现出很多法律从业者的传统审美:整架整架的皮面书、深色木墙板、一张大得吓人的桌子上挂着亚伯拉罕 · 林肯的小幅黑白像。另一头是一张沙发,上面扔了几个给狗玩的玩具。他经常带着上班的那只杰克罗素梗今天没在办公室。

法官请我在沙发上坐下,给我展示了他存在一台法院发的 2011 年款戴尔笔记本上的程序。他的台式机运行不了这些程序,他颇为恼火地告诉我,所以得留着这台戴尔。「这是最后一台支持 QuickBASIC 的机器,非常遗憾,我只懂这种语言。」

这位法官对硬件并不感冒。法院给他发什么电脑和手机,他就用什么。他用的是法院发的 iPhone,但他说,如果加州北区法院给他发一台 Android 手机,那他就会用 Android。

我问他能不能把他的代码发在 GitHub 上,结果他问我什么是 GitHub。作为替代,他递给了我打印版的程序代码,整整三叠纸,边角处装订整齐。他道歉说,最上面那叠有一些依赖程序没空打印出来。在成为审理硅谷案件的法官之前,Alsup 就是个特立独行的业余爱好者;他是个极客,不过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极客。

Alsup 于 1945 年出生在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市,父母都是德州乡下人——母亲是护士,父亲是土木工程师,从罗斯福时代的公共事业振兴署开始参加工作。

孩童时起,Alsup 就体现出他日后标志性的无拘无束的好奇心和技术天赋。他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和如今的奥本大学教授 Hubert Feild 一起度过的。两人从六岁起就成了朋友,一起堆过沙垒,埋过时间胶囊,放过用洗衣袋做的热气球,用晾衣夹发射过点燃的火柴(Alsup 的发明),还「用土块打过仗」(Feild 说,「不推荐这么玩」)。

「Bill 是个超级聪明的小孩,」Feild 说。Alsup 自从学了钢琴,因为不满意钢琴的声音,便把图钉摁进敲击琴弦的弦槌里。这番改动让琴声听起来好像是从消失已久的牛仔酒馆里传出来的。「我还留着 Bill 在他的『全新改进』版钢琴上弹经典歌曲(比如雷 · 查尔斯的作品)的录音,」Feild 说。

但最激发这两个男孩想象力的玩意儿还要数火腿电台。两人整小时地收听短波广播,还把一台天顶电子「跨洋」收音机(Zenith Transoceanic)的频段接到一个七寸的远距离接收天线上。他们调到遥远的电台,像莫斯科电台、基多电台、哈瓦那电台,但最多的时间还是花在收听业余操作员,也就是所谓「火腿」们的对话上。

「当我们听到来自美国各州和外国的『火腿』们的对话时,那感觉就像是在密西西比的边界外发现了『新世界』,」Feild 说。他曾亲耳听到高中就领到业余操作员执照的 Alsup 在自家卧室里和遥远的爱好者交流,有时用的还是摩斯电码。

(这是大约 1963 年,年轻的 Alsup 在火腿电台前)

「Bill 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到现在还是,」Feild 说。「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每周六早上都用火腿电台和 Bill 聊天。」

高中毕业后,Alsup 进入了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学习工程专业,立志像父亲一样成为土木工程师。但那是六十年代,民权运动正如日中天:他入校第一年就爆发了华盛顿大游行;大二那年,1964 人权法案又获得通过。

随着 Alsup 对更广泛的法律问题产生兴趣,他的目标明确起来。「我想成为另一个阿提克斯 · 芬奇(译注:《杀死一只知更鸟》中的律师父亲),」Alsup 告诉我。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了哈佛法学院,随后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的书记员。

他曾在密西西比州开业从事民权工作,但发现难以维持生计。最终,他和妻子在 1973 年迁到旧金山,多年间从事私人法律业务,同时在司法部工作。1999 年,他被比尔 · 克林顿总统任命为联邦法院法官。

Alsup 在加州北区律师圈中有着令人生畏的名声。他赶早的习惯是律师们的噩梦,要他们最早七点就开始提出动议;有时候,如果看到人都到齐,开庭时间可能更早。诉讼律师的时间被精确到分钟;他说什么时间,陪审团就得在那个点准时出去。

在甲骨文诉 Google 案的第二次开庭中,他拒绝律师在下午一点以后继续对施密特(Eric Schmidt)提问,即便这意味着这位 Alphabet 董事长第二天又得回到法庭。市值 5700 亿美元的大公司的生意要给陪审员让路,因为他们得去幼儿园接孩子,把晚饭端上桌,或者赶一趟回家的远途列车。「我知道证人很忙,」Alsup 说,「但陪审员们的时间现在更重要。」

他把自己法庭的温度维持得比法院别处冷得多;据传他把空调开大是为了让陪审员保持清醒。如果旁听席里有人咳嗽,Alsup 就会停下审理,找出是谁在咳嗽。人找出来以后,法官就掏出一颗止咳糖——这是他摆在椅子边为这种场合准备的,然后这颗让人难堪的止咳糖就从律师那一排一直传到旁听席上。如果那人还接着咳嗽,他就得离开法庭,越快、越安静,越好。

在陪审员关在合议室里听不见的时候,他对律师会很尖刻。但陪审员眼中的法官是一位爷爷般关切备至的南方绅士,他会花时间单独问候陪审员,感谢他们投入时间。

一次,甲骨文诉 Google 案中的一位陪审员在庭审中被蜜蜂蛰了,Alsup 就问她还能不能跟上庭审。听到她哼哼唧唧,法官说,「那我换种问法。你还能不能像被蜜蜂蛰之前那样清楚地理解现在的进程?」

「能,」她赶紧回答。

美国法律制度赋予律师很大程度上选择陪审员的权力。正因如此,即使是一桩发生在加州旧金山,这座科技之都的软件版权案件,陪审团里竟没有一个人有计算机行业从业经验。然而,律师决定不了自己会碰上什么法官。在科技业主导的加州北区,诉讼律师们已经明白,在 Alsup 法官面前,他们可占不到便宜。

(Alsup 法官 2012 年在甲骨文诉 Google 案意见中的代码样例)

甲骨文诉 Google 案是有关 Android 平台的一桩涉及面宽、影响力广的诉讼;对于本案,几十亿美元的标的只是诉讼可能带来的后果中最不重要的一个。

70 位著名程序员并不是无缘无故联名以「法庭之友」(译注:amicus curiae,指特殊案件中为法院提供中立建议之人)身份向联邦巡回法庭,后来又向最高法院提交《计算机科学概要》的。他们都是在担心甲骨文诉 Google 案对他们的职业可能造成的影响。

甲骨文在 2010 年就以多项专利权和版权主张起诉了 Google ,这些诉讼 2012 年在 Alsup 法官的审理下全部落败。但甲骨文上诉了,联邦巡回法庭改判其胜诉。当 Google 试图再次上诉时,最高法院拒绝审理这些案件,并将其发回地区法院,由 Alsup 法官重审。

本案是于 2016 年重新开庭审理的。和上一次一样,陪审团判决 Google 胜诉,而上诉案也又一次有待联邦巡回法庭作出判决。在七年的官司之后,本案此时已经归结为一个问题: Google 使用 37 行 Java API 的行为是否侵犯甲骨文的版权?

软件版权是个棘手的问题。如果争议的对象是音乐、电影、文学作品、绘画,甚至是印度瑜伽,判断是否抄袭都很容易。相反,软件版权却到很晚才以「文字作品」的形式被硬塞进原 1976 年《版权法》的 102(a) 节。

版权本意只保护独创性作品,其用途和功能则在所不问。因此,任何事物的功能性部分——人体模型、会计账簿、电脑程序菜单——都被排除在版权保护之外。

代码到底是有用的工具,还是一种独创性表达呢?从代码「表达含义」的层面看,它确实如艺术作品一样可以主张版权保护。想想那些嘴边挂着「优雅的代码」「差劲的代码」的程序员就能明白。但当代码被执行起来,用于操作机器人手臂拾起并拧紧螺丝时,似乎又完全是功能性的,这种东西因此也就不能以版权处理。

你没法给一个小便器申请版权,但小便器的塑像或许就可以申请。而代码,正如杜尚的著名作品一样,身兼两种属性。

「你会发现法院已经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了几十年,」康奈尔技术学院法学教授 James Grimmelmann 说,他曾经在微软当过程序员。「事实证明,要把软件切分成功能性或非功能性的部分是很难的,」他说,「这需要对软件内部的功能和含义有非常细致的理解。」

甲骨文诉 Google 案涉及的是软件的一个特定组成部分:程序编程界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

API 是一组定义完整的交互,一种快速访问服务、库和其他功能的捷径。API 一直被比作包含了单词及其定义的词典,但 Public Knowledge(译注:华盛顿一家致力于知识产权、开放互联网等问题的非盈利公益组织)的一位高级律师 John Bergmayer 说,它们更类似于代词或习语。要说出语法正确的英语,你没必要懂得习语;但正如许多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学生所知,如果不懂习语,交流就会太花时间。

习语有时是一种俏皮的表达方式;但在特定的一群人中,习语用得越多,就越是完全成为一种简略的说话方式,用于省去详述所需的更多时间。类似地,API 也经常是常用或繁杂代码的凝练。

这正是甲骨文诉 Google 案的核心问题。《版权法》的 102(b) 段将「一切操作的概念、过程、程序、机制和方法」排除于版权保护之外。API 是操作的过程、机制或方法吗?或者,它是版权所保护的独创性表达吗?

Google 最初创造 Android 时,决定让它兼容 Java 这门流行的编程语言。用上了 Java, Android 就能利用现有的开发者社区,甚至可能利用他们现成的代码。任何人都可以用 Java 写程序,但 Java 语言的开发者 Sun 微系统公司牢牢把控着 Java 标准版(Java Standard Edition)和移动版(Java Mobile Edition),它们分别用来将 Java 代码部署在桌面电脑和手机上。

在与 Java 的授权谈判破裂后, Google 的一群工程师另起炉灶实现了 Java SE——这意味着一个拿不到源代码的团队以逆向工程的方式获取了代码。甲骨文在 2010 年收购了 Sun,几个月后,就以 Android 侵权为由起诉了 Google 。

Google 对 Java API 的重新实现几乎完全是从头来过的。但它与 Java SE 的 API 在声明代码——用来指明代码其余组成部分名称的代码——上是相同的。不仅如此,Google 实现方案的结构、排序和组织也与 Java SE 很类似。

这就要说到那著名的九行代码 rangeCheck 了。这段代码是被 Joshua Bloch 写进 Android 的;令人生疑的是,他之前在 Sun 微系统公司工作过,并且写出了 Java API 的很多部分。(Alsup 法官后来裁判称这只是个不幸的巧合。Bloch 在离开 Sun 加入 Google 后又继续为 Java 的开源实现 OpenJDK 贡献过代码,他的代码同时出现在 Android 和 Java SE 中是无意之举。)

为了和 Java 兼容,对特定 API 的特定调用必须在外观上相同。例如,在一组数中找出最大值的方法被命名为一目了然的 java.lang.Math.max。甲骨文主张 Google 本可以把名字换成 java.lang.Arith.larger

Google 则主张,Java API 就好比是 QWERTY 的键盘布局,键盘确实可以换一种布局方式,但制造商必须生产 QWERTY 布局的键盘,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

编程语言是建立在其他语言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意味着其 API 看起来也很类似。Java 的正则表达式 API 是对 Perl 5 语言的重新实现,其字符串格式 API 则是对 C 语言的重新实现。

这正是程序员们对甲骨文诉 Google 案感到气愤的原因之一:阻止 Google 做一件别人都在做的事,是毫无道理的。

软件开发者的共识是,甲骨文错了,API 的本意就是拿来用的,阻止它们用途的行为违背了其本意。

的确,连甲骨文也很难坚持自己的立场。2015 年,甲骨文的一名公司证人在证词中说 Java API 和免费使用的 Java 语言是「不可分割」的。一顿午饭过后,他汗流浃背地收回了这段话。

2012 年,当甲骨文诉 Google 第一次开庭时,陪审团支持了 Google 的所有专利权主张,但版权问题则被分为两个部分。首先,甲骨文所主张的 API 部分能否被授予版权?如果能,Google 的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前一个问题取决于 Alsup 法官,后一个问题则由陪审团判断。

对于 Google 使用 Java API 的行为是不是合理使用,陪审团犹豫不决。但这似乎并不重要,因为 Alsup 法官判定甲骨文对其宣称的代码及其实现方法的结构、排序和组织并无版权。Google 没有侵权,因为它无权可侵。理由是,Alsup 法官总结道,API 实现代码的结构、排序和组织在本质上是功能性而不是独创性的。

在这样一个证人和律师费力解释 API,将其比作文件柜、电插座等一系列事物的案件中,Alsup 法官意见之细致和专业独树一帜。这份意见整页整页地描述了代码的运作方式,从源代码和目标代码的区别说起,再说到类、声明、头部、子程序、方法、接口、数据包,甚至还包括了代码实例。

很难想象一个没有 Alsup 这样长年编程经验的法官能给出这样一份意见。显然,在对 rangeCheck 这著名的九段代码做出判决的过程中,Alsup 的背景帮了他的忙。

「这种东西我用 QuickBASIC 写过好多遍了,」离那次庭审五年后,他说。(Alsup 法官用的是微软的 QuickBASIC,这是用于写 BASIC 语言的一个集成开发环境和编译器。)「如果你要我用 QuickBASIC 解决这个问题,我保证可以一个小时后带着一个能用的 QuickBASIC 模型来见你。」

交流过程中,Alsup 法官谈起甲骨文诉 Google 案很谨慎,因为联邦巡回法庭尚未作出第二次上诉的判决。但他似乎仍对甲骨文把抄袭 rangeCheck 代码称作「重大问题」感到恼火。他作为程序员的那一面或许多少对 rangeCheck 作者遇上的麻烦有些同情。Alsup 对此事感到十分困扰,以至于在法官意见中花了整整一节来阐述。「甲骨文过度强调了这段同时在 Android 和 Java 中出现的代码。该情形完全事出无心,却被甲骨文夸大了,故本庭将在下文阐述认定的事实,以便上诉庭参考。」(这九行代码再也没有在本案中被提起。)

如 Grimmelmann 所说,Alsup 在 2013 年对甲骨文诉 Google 案的意见,是司法机关有关软件版权问题「最详尽、最困难、最细致入微的一次参与」。他在自己的知产课堂上讲解甲骨文诉 Google 案。「这是对 Java 运行方式、源代码中不同部分的框架阐述。这已经不仅仅是就案判案了。这是一篇有教学意义的文章。」

多亏 Alsup 的意见之细致,他对 Java 和软件开发的理解有很大一部分被保留在了判例法中,将被传给年轻的未来法律人。这或许是这位程序员法官所做标志性判决最深远的印记——因为判决本身已经被彻底推翻了。

Alsup 在 2013 年对甲骨文诉 Google 案的判决几乎立刻被上诉。2014 年,联邦巡回上诉法庭作出了令人震惊的相反判决,该判决引发恼火的版权法学者写出了连篇累牍的法律评论文章。上诉法庭在判决中写道,甲骨文「对 Google 抄袭的 7000 行代码有无限多种选择和排列方式。」甲骨文不一定要把那个函数称作 java.lang.Math.max。它的名字「想有多少就能有多少」,比如 Math.maximum 或者 Arith.larger

这说法听起来像是对代码一无所知。(在意见的另一部分中,法庭称,「 Google 完全可以开发自己的 API 包,然后『游说』程序员接纳它们。」)

Google 将联邦巡回法庭的判决上诉到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拒绝审理本案。案件被发回到最初审理的地方:由旧金山的 Alsup 法官再次进行陪审团审理。2016 年 5 月 26 日,陪审团判决 Google 构成合理使用。

Google 或许胜诉了,但案件不但仍然悬而未决——甲骨文再次上诉到联邦巡回法院——其长期现实影响也尚不可知。何时可以、何时又不可以照搬声明代码,或是 API 的结构、序列、组织?陪审团的合理使用判决并未给出任何指导方针。

无论 Alsup 基于自己长年的 BASIC 编程经验,写出了多么有洞见、清晰的意见,它们都被上诉法庭彻底推翻、消失不见了。

(Sarah Jeong 摄 / The Verge)

Alsup 毫不羞于谈论自己的编程技能:「我确实觉得自己是个好程序员,你看我写的程序就知道了——因为我全都是自学的——这些 QuickBASIC 程序里有些很巧思的编程手法。」他补充说,「只可惜不是 Java。」

这位法官从 1985 年得到第一台电脑起就开始编程:那是一台旧型 IBM,后来被打发到他在优胜美地的牧场里的牛棚,一个黑乎乎、灰蒙蒙的角落里。这机器用的是 5.25 英寸软盘,没有硬盘。你可以买到带一个软驱的版本,也可以买到有两个软驱的版本。他和妻子买了豪华双驱动器版。

这台电脑随附了两本书,一本讲的是 DOS 操作系统,另一本讲的是 BASIC 语言。「有一次,我看到了那本 BASIC 书,决定学习一下。」他完全靠这本书自学,在他的回忆中,这本书「相当开门见山」。

他最开始写的程序是演示性的,用来做简单的算术。接着,他越写越复杂:一个可以算 21 点,一个用来玩七张牌扑克。这些程序都存在一张 5.25 寸软盘上,但 1988 年被他两岁的儿子用订书机弄坏了。

「他可自豪了,」Alsup 伤感地说。

(Alsup 的短波电台传送预测程序。Sarah Jeong 摄 / The Verge)

在写过的所有程序中,他最自豪的是一个短波传送预测器。他有理由为此自豪: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软件,有多个依赖程序和复古的图形界面,显示着一幅根据你选择的起始位置显示的等距方位投影地图,辅之以展示太阳移动轨迹的彩色线条,以及 Alsup 从地图册上人工采编的详尽数据库。(他对自己在业余时间输入这些数据所花的大量时间十分自豪,这横跨他被美国总统任命为终身法官前后。)

通过计算给定两点的方位,这个程序能预测将他的火腿电台信号对准世界各地传送的最佳时刻,甚至能为他从全球选择的几个关键位置生成数据表格。

即使在他刚开始编程的 1995 年,市场上已经发售了类似的程序。但他说,「我就是想看看自己能不能做到,从中获得乐趣。」

他用自己的程序校准 Yaesu Mk V Field 收音机,和世界各地的朋友聊天,包括他的朋友「小」Feild,以及结交的远在日本和新西兰的操作员朋友。他至今还每个月花两小时操作电台,大多数都是在 Sierra 山脚下。他的呼号是 N6XMW,或者按他的说法,「November Six X-Ray Mike Whiskey」。

法官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向我解释这个程序,讲到了每一种可能改变短波传送的不同输入,以及背后的原理。随着他耐心解释起太阳波动、K 指标、电离层,这次采访变成了一次即兴物理讲座。

预测电台传送除了要考虑日期和时间,还要考虑大量持续波动、根据你的位置和目的地而变的变量。

当他输入这些变量后,敲击回车,电脑就开始了运算。「看,」他说。「它在思考呢。」

的确,电脑屏幕现在几乎一片空白,上面只有几个字,「正在思考……」

在这段长长的演示中,程序的确出过一次故障:一个依赖程序出错了,不知为何不让我在位置中输入纽约。「差劲,」他对自己嘟囔着。「好吧…… 是我弄糟了,」他对我承认。我们决定试试另外的位置,结果程序此后运行得都很流畅。

几十年间,Alsup 几乎是完全独自在编程,用书本自学、人工采编数据库。这与当代软件开发者的典型做法截然不同,后者的工作流程和习惯往往涉及一个更大的社区。Alsup 不用 Google 搜答案,不逛 StackExchange,也不用现成的库。他的每行代码都是从头写起的。

实际上,Alsup 和当代开发者的文化和社区最近的一次接触,似乎就是因甲骨文诉 Google 案引发的。

在第二次审理的一段著名对话中,前 Sun 公司 CEO Jonathan Schwartz 试图向陪审团解释免费软件和开源软件。他先讲了 GNU,一个整合在 Linux 中的项目,可以粗略描述为一个操作系统加上相关的软件套件。

「GNU 指的是什么?」Alsup 打断他的话问道。

「GNU is Not Unix,」Schwartz 说。

「G 指的是 GNU?」

Schwartz 说是的。

「这根本说不通,」法官说。法庭中响起一些笑声。但这远比不上事后 Twitter 上的骚动——全世界成百上千的技术宅都忍俊不禁。(我后来甚至看到一幅描绘这番对话的网络漫画。)

GNU 是一个递归式缩写,意思是它自己在全称中提到自己,无限循环——这在电脑程序中是常见的做法。程序中有大把的递归缩写,包括 PHP(PHP: Hypertext Processor)、cURL(cURL URL Request Library),以及民间戏传的 Bing 搜索引擎(Bing Is Not Google)。这都是些不怀好意的笑话,是一种封闭文化戏弄外行的标志,它根本没想过得跟法庭解释自己的含义。

而即便 Alsup 写了这么多年程序,他也直到那时才知道 GNU 指的是什么。我问起这件事时,他显得有些懊恼。显然,他的一个工程师朋友(他的远足野营伙伴之一)拿他对 GNU 的评论寻开心了。「我以前不知道这个定义是递归的,」Alsup 说。「当别人解释给我听的时候,我想的是,『好吧,挺可爱的。』」

电脑编程近年来的变动让 Alsup 不那么容易坚持自己的爱好了。几年前,他试图学习 Python,但最终搁置一边,因为他「太忙了」,或许是因为身为联邦法官的日常工作。微软后来不再在 Windows 中同捆 QuickBASIC,这让 Alsup 没法在新电脑上跑自己写的程序。

这件事本身就很有诗意:一位法官审理着有关兼容性的要案,现在自己成为了兼容性问题的受害者。

(Sarah Jeong 摄 / The Verge)

十二月,Alsup 将审理 Waymo 诉 Uber 案,该案涉及数十亿美元,Uber 被诉盗窃 Alphabet 子公司的汽车自动驾驶技术知识产权。与甲骨文诉 Google 案不同,Waymo 案并不触及知识产权法的核心原则,但其结果将永远改变这个行业的面貌。

在我们的对话中,Alsup 非常小心地回避了还在进行中的 Waymo 案。但他对围绕着这个案子的科学原理兴趣浓厚。这一回,跟 Waymo 诉 Uber 案最相关的大概是他对摄影和光学的兴趣。三月份,Alsup 要求原被告各列举关于 LIDAR 这一本案争议的自动驾驶车激光检测系统的一本书或一篇论文,这样他就可以找来看。但他也在一则法庭命令中严厉告诫双方不要看轻他。

请注意本庭已经熟知有关透镜的基本光线和光学原理,如焦距,焦点(即物体在透镜后光屏上聚焦的位置)与物距呈非线性函数关系,以及镜片在聚焦和投影上的用途。

 

因此,最有用的材料应是关于在自动驾驶汽车上适用 LIDAR 的论文,包括在透镜后如何放置发光二极管以获取最佳整体效果,以及如何用单镜头同时向外投射光线并将传入的反射光线聚焦。(当然,也包括本案的专利。)

Alsup 还要求双方律师就 LIDAR 进行讲解。他在很多案件中都如此要求。他很享受这些讲解,他告诉我,而且听得很认真。然而,他还是怀疑在很多案件中,他对技术的理解比律师还要深入。

他记得有很多次怀疑律师试图压制他,结果都栽在他的工程师背景和毒舌上。跟所有极客一样,他对任何有混淆技术之虞的行为都心怀不满。

在大约十年前的一个涉及 FastTrak(湾区一种过桥收费自动追踪设备)专利的案子中,双方就如何解释该专利的技术方面达成了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但 Alsup 法官没有盲目认同这番约定,而是自己钻研了专利,得出的结论是它们的约定毫无意义。

「我知道那个技术是什么,也告诉了它们。然后我写了一道命令,说明我拒绝接受这个约定,以及真正含义应该是什么。他们后来都认同了我的观点。」

没过多久,双方和解结案。

「我猜他们会觉得法官疯了。」

在 Waymo 案中,Alsup 对律师的不留情面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或许是源于他对 Alphabet 和 Uber 烧了数百万美元雇佣业内最好的律师的行为极不赞同。过去,他从不掩饰对公司在法庭上烧钱行为的厌恶。在甲骨文诉 Google 案的一场预审中,他打断说,「你知道你们争论一个账单会耽误我处理多少社保请求吗?」

他还特别在 Waymo 案中动用媒体来审查两家公司在法庭上的行为,要求记者留意哪一方在陪审团决策过程中试图用技术障碍摆脱陪审员。与此同时,Alphabet 甚至 Lyft 都要求部分审理过程不向媒体开放,称这可能将值钱的交易机密公之于众。

此后,一群媒体(包括 The Verge 的母公司 Vox Media)介入本案,要求保持庭审开放。虽然案件的部分环节——确实涉及一定数量交易机密的部分——将维持保密,Alsup 仍坚持媒体有尽可能大的知情权。

一次庭审中,Uber 的律师要求闭门开庭,让审理情况对公众封闭。但庭审一开始,Alsup 法官就认定这是越权行为,是出于难堪而拿秘密当借口,而不是出于合法的理由。

「听着,别再跟我玩这套了,」他说。「这样你们双方都会上负面报道,我可阻止不了。公众有知情权,」随后就是 Alsup 招牌的转折,「实际上,这不是有全程笔录吗?我会把它公开。」

(2017 年 3 月 26 日 Waymo 诉 Uber 案笔录节选)

1999 年起,Alsup 就开始将他的案件分给两个书记员,他分别称作刑事部和知产部。放不进这两类的案件,工作就平均分配。

这些日子,他往往为知产部寻找一些有理工科(STEM)背景的书记员。这么做不是必要的,但能帮上忙。审理甲骨文诉 Google 案期间的知产部书记员 Bill Toth 没有理工科背景,但他告诉我,法官特地要求他在准备上岗时修一门计算机科学课程。

当我向 Alsup 求证此事时,他微微一笑——他不记得「强迫」Toth 选修任何课程——但他承认有时会提前告诉书记员会碰上什么类型的案子,以及提前上什么课会派得上用场。

Bill Toth 现在在为联邦巡回法庭的 Sharon Prost 首席法官做书记员。当然,他不能再处理甲骨文诉 Google 案的工作;这会构成利益冲突。

但 Toth 属于新生代法律人的一份子,他们将逐渐代表法律职业中的更大比重。尽管 Toth 在法律之前主修宗教,他却是个彻头彻尾的程序员。「我写些代码来自娱自乐,」Toth 告诉我。

「过去三四年我都参加了 Google Code Jam 竞赛(不是特别当真),写的是 Java。我记得除了一次都过了资质轮,而且每次参加肯定都学到很多。」除了 Alsup 让他上的计算机科学课,在给 Alsup 当书记员之前,他已经学了 HTML、Javascript、CSS、BASIC,以及「一点点」Python 和 Perl。Toth 不愿意说自己的编程技能是否在甲骨文诉 Google 案的工作中发挥了作用,但我很难想象这会没有用。

科技社群固执地相信,法律永远不会理解自己在做什么。显然,上级法院对甲骨文诉 Google 案的判决无助于驱散这种观念。然而,Alsup 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种观念的挑战:一位 72 岁的前工科生,几十年来一直独自兴高采烈地玩转 BASIC,摆弄电台和相机,将自己所知所学教给书记员和各路记者。

在甲骨文案意见中,Alsup 向联邦巡回法庭解释软件概念时的耐心和细致,一如向我解释电离层时那样。他的解释是如此精准、专业,巡回法庭因而不得不对软件开发投入更多关注。无论巡回法庭最终判决如何,Alsup 对软件理解的很大部分在上诉判例法中得以保留。

他的观点如今在法学院的知识产权课堂上被教授。随着科技领域吸引到越来越多的资金,专攻于此的法律人不断涌现,以填补需求。他们中的很多人将会在培养过程中接触到 Alsup 的细致教导——大多数是通过书本,少数的幸运者还能亲耳聆教。

在我结束采访、离开法院的几个小时后,Alsup 发给我一封题为《找到 bug 了》的邮件,告诉我他找出了演示短波电台传送程序时的故障所在。「我之前不记得为什么把一行关键代码注释掉了。现在我让它重新生效就没问题了,」他写道。

我回想起在他办公室里的最后一段时间。那时我正把录音笔和笔记本收进包里,喊了他一声「极客法官」。结果,他看起来很困惑,问我,「那是件好事儿吗?」

听到我肯定地说是,他报之以咧嘴一笑。「在我那会儿,极客可不是什么你会想当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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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与文在寅青瓦台合影,上演变脸:我有“合影专用微笑”

俄国十月革命的三点教训

俄国十月革命的三点教训
古里埃夫:十月革命仍是经济和政治史上最伟大的实验之一,但这场实验显示了非市场模式的缺陷和不可持续。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谢尔盖•古里埃夫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它仍是经济和政治史上最伟大的实验之一。一场血腥的内战,废除私有制,建立几乎完全是国有的计划经济,实行价格管制,取缔市场。
俄国革命已过去100年,这场75年的“苏维埃大实验”告诉了我们3条主要教训。它们并非尖端科学,但值得重新述说。首先,通过恐怖统治实现工业化是低效的。其次,如果没有恐怖统治,计划经济将最终萎靡并破产。第三,缺乏政治竞争造成了僵化的治理体系,无法实行必要的改革。
第一个可能是最不明显的。斯大林(Stalin)实现了工业化,并最终领导苏联在二战中获胜。他的方法是自上而下的,用作家达龙•阿杰姆奥卢(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的话来说,“残酷但有效”。
中央控制经济的好处在于它让苏联得以在仅仅10年的时间内就让25%至30%的劳动力从农场转移到工厂。然而,最近我作为联合作者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其效果没有达到计划:将资源转向工业的好处没有弥补农业和工业生产率都遭到破坏的影响。在转移资源方面,恐怖统治是残酷但有效的,但在高效组织资源方面它成果低下。

斯大林政策给经济带来的净好处微乎其微,这还不包括数百万人因为被镇压和饥饿而死。另外,苏联是不可能依靠自己赢得战争胜利的,美国提供的资源和装备在击败希特勒(Hitler)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二战后,苏联经济复苏,发射了斯普特尼克号(Sputnik)卫星,并在核领域与美国保持了势均力敌。然而,苏联未能实现经济增长和创新,这证明,有效激励需要竞争性市场。另外,就像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所说的,集体制从本质上来说在“软性预算约束”下很脆弱。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所有低效的企业都会由政府纾困,因此管理者没有避免破产的激励。


“软性预算约束”也出现在市场经济中,就像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大规模纾困所显示的那样。但其中存在一个巨大区别:如果资本主义企业破产,私人股东会血本无归。如果社会主义企业无法偿还债务,政府可以为其买单,最终整个国家破产。在科尔奈在上世纪70年代末撰文时,人们难以想象苏联这种超级大国会破产。实际上,苏联的破产不仅是合理的,而且事实证明是不可避免的。
随着斯大林式的恐怖统治结束,苏联政府无法再抵抗提高生活水平的压力。要为此买单,苏联政府求助于石油美元以及后来的贷款。到上世纪80年代末,苏联的预算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达到两位数。在苏联解体前的最后一年,这个比例达到30%。债权人停止贷款,苏联不复存在。
在破产逼近之际,苏联领导人为何无法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推行彻底的改革呢?答案指向第三个也是最痛苦的教训。在缺乏政治竞争和自由辩论的情况下,苏联的领导层最后既无能又无决断。这并非巧合,它是这个体制遴选和提拔领导人的方式造成的。
“苏维埃大实验”显示了非市场模式的缺陷和不可持续。然而,时常会出现社会主义新版本的提议,从“玻利瓦尔主义”(Bolivarianism)到各种市场经济变体,从国家资本主义到把算法与经济规划匹配的新的“数字国家计划委员会”(digital Gosplan)。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验中,共产主义者尝试了很多替代市场的方案。其中没有一个成功。这就是我们在100年后应该记住的事情。
本文作者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首席经济学家
译者/梁艳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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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子】所谓Hard模式的人生

@银教授:所谓Hard模式的人生大概就是:幼儿园被送到携程,小学被送到豫章书院,中学被送到杨永信那里,大学时借了裸贷,毕业后被骗进了传销,谈恋爱找了翟欣欣,结婚找了马蓉,气出一身病,吃点含有马兜铃酸的药补补身子,最后肾衰竭躺在养老院被虐待,好不容易入土为安,还有人在坟头蹦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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